張暉
《光明晚報》(2023年08月13日05版)
7月15日,居民在山東省濟南市圖書館視察物理元素陳列展示。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代微積拾級》作者供圖
《代微積拾級》作者供圖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引言
去年5月,全省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聯合發布了四個國際單位制新詞頭的英文定名,引發社會關注。明天,我們早已產生了較為科學規范的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原則、方法、程序和題旨,而且還能基于這種規范及時高效地舉辦術語的英文定名。但雖然,這種定名原則與方式的確立,也經歷了較為漫長與坎坷的發展歷程。例如,物理元素“硅”的命名,就曾經歷了讀音和字形的多次變更。本文作者以你們耳熟能詳的術語符號為例,介紹它們的前世此生,探求術語定名融合民族智慧與世界抒發的中國式公路。
1.引入阿拉伯數字的爭辯
現在為人熟悉的1、2、3等阿拉伯數字是在西學東漸期間傳入我國并開始大量使用的。19世紀晚期物理術語英文對照表,荷蘭人傅蘭雅與日本人狄考文就是否在翻譯物理專著時將阿拉伯數字引入漢語形成分歧,論辯非常激烈。
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代訓詁》《對數表》《八線學》等物理書籍中,沒有采用阿拉伯數字,而采用漢字數字一、二、三等。狄考文在登州文會所出版的《筆算物理》《代數備旨》《形學備旨》等物理教材中,則將漢字數字改換成阿拉伯數字,加減乘除符號采用“+-×÷”,分數記法也采用分子在上、分母在下的形式。在1875年出版的《筆算物理》中,狄考文留下了彼時中國最早大量使用阿拉伯數字的記錄:“現在天下所行的口算,大約都是用亞(阿)拉伯數量字,盡管各國所叫的音不一樣,而意思和字跡卻都相同,這些字容易寫,于口算也很合用,看大勢是要通行天下萬國的……”
狄考文覺得:“數學符號是一種世界語言,所有的文明國家還會使用它,并且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應當輕易對其作出改變的。”傅蘭雅回應道:“難道沒有任何漢字數字,例如:三‘three’,可以像阿拉伯數字3那樣易讀、易寫和易于彩印嗎?阿拉伯數字有哪些魔力嗎?使得我們必須把它們拖進中國的書籍中……”狄考文針鋒相對:“我覺得要在中國推川一套不同于其他文明世界普遍使用的物理術語,實際上是在前進的路上設置障礙,極大地阻礙了現代科學在中國推廣的進程。……書寫阿拉伯數字須要十三畫,而書寫漢語數字則須要二十七畫,這會導致在實際的物理運算過程中所耗費時間的巨大不同,而要在垂直交叉的行列里書寫漢語數字一、二、三時所出現的無盡的混亂就更不用說了。”
上述關于阿拉伯數字的爭辯,表面上看只是兩位外國人關于物理符號的選擇問題,實際上關乎怎么看待世界語言符號的通用性和民族語言符號的差別性問題。對此,一貫主張盡量使用漢語既有術語的傅蘭雅,堅定地選擇延用漢字數字符號。而狄考文則提出:“應該讓一個中國人在聽到外國語文書籍時,即使不能理解其中的語言,并且還能毫不費勁地讀懂這種世界通用的符號。”
后來,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狄考文與傅蘭雅雙方爭吵不下,也直接造成兩種不同的數字符號系統在清朝的術語翻譯實踐中并存。其實,眾所周知,中國語文符號的歷史,最終選擇了阿拉伯數字。
2.優選冷僻字的探求
清朝學部編訂名詞館總纂、翻譯家嚴復先生歸納了“譯事三難”:信、達、雅。他本人在求“達”的公路上,推崇復活古字,覺得,“用漢曾經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在他看來,譯名一時之“達”還要兼具未來的使用情形,所謂“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因而,他復活了不少古僻字以翻譯新事物。例如,評注奶油,嚴復則譯為“胹”,并注“俗呼果汁油”。“胹”乃用火使爛熟之義。《左傳》:“宰夫胹熊蹯不熟。”《方言》:“熟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曰胹。”《說文解字》:“胹,爛也。”嚴復取的是的性狀與“胹”在性狀上的關聯。嚴復覺得,字義模糊的古僻字不會導致“同形沖撞”,“譯者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古僻字里充填新的意義”。
用復活古字或造冷僻字的方式來確定漢字術語符號,最為久遠而精典的實踐莫過分元素英文名。最早嘗試造冷僻字命名元素的是美國人羅存德。他借鑒了中國傳統的“五行”觀念,用“行”來對應“元素”,表示構成世間萬物的基本要素。他把“行”分成左右兩部份,在中間加上與物理元素有關(如元素的形態、性質等)的漢字。如將“水”插入“行”中表示“氫”,將“炭”插入“行”中表示“碳”,將“綠”插入“行”中表示“氯”。羅存德在《英華字典》中一共收錄49種物理元素名,用這些造字法命名的有21種。其實,羅存德的嘗試難以推廣,而用類似方式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是傅蘭雅和徐壽。
在1884季刊印的《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小序”中,美國人傅蘭雅和中國人徐壽系統總結道:“各種物理材料,有中國尚未知者,有前翻譯家仍未定名者,無奈必設私法物理術語英文對照表,特命新名。所有原質,多無華名,自必籌建新者,而以一字為主,或按其形性大意而命之,或照西字要聲而譯之。所有雜質之名,率照西國之法,將其原質之名與數并而成之。中國有者,另為釋注。所有生物質之名,或將其本意譯其要略,或按其西譯音以華字。”
淺顯地說,漢語中已有的元素名稱仍沿襲,如金、銀、銅、鐵、錫、汞、硫等;漢語中沒有名稱的元素,則立新名,為易于化合物命名,元素新名取單字。具體做法是選定元素中文“要聲譯之”,近代通常采用英語首字母音譯的常用字(“首音不合”的取第二個韻母),根據元素類別加部首為義符,成為新字,如鈣()、鈾()、鋅(zinc)等(氮、氫、氧等元素當時依性質譯音為淡、輕、養等)。化合物命名則根據西文命名的成法,采用元素連書,按其物理式或分子式命名,如oxide(Fe2O3)譯為“鐵二氧三”。
這些譯法從體系上甩掉了中國傳統丹藥術及物質名詞的影響,簡單易記,為后世“某化某”式化合物命名法奠定了基礎。傅蘭雅和徐壽在《化學鑒原》中提及的全部64種元素英文名,有47個承襲至今,甚至蜚聲美國。
傅蘭雅和徐壽創制的物理元素命名原則及方式,精妙地展示了元素及化合物的系統性,使中國學者才能快速跟進物理知識,讓近代物理在中國迅速生根、開花、結果,可謂近代術語創制史上的精典。直至現在,新元素命名仍然大體沿襲其中的精典規則。但自近代以來,以復活古字或造新字方法來命名術語的,不僅元素命名這一“活化石”以外,其他實例已十分稀少。
3.音譯專用字的嘗試
復活古字或新造字是表意的思路,而用漢字標音則是表音的思路。日本人盧福永在1872年的《英華萃林韻府》中,提供了一份《英語輔音漢語對應表》(作者F.H.Ewer)。為數千個專名的每一個英語輔音都固定選擇了一個或多個(不超過3個)讀音相仿的漢字或字組來標音。從“A-亞”到“z-私”,表中標音漢字的選擇頗為系統,雖然漢字讀音與現在的普通話有別。
1859年,美國人偉烈雅力和中國人李善蘭在《代微積拾級》中,不僅用丙火干支等對應中文大寫字母(如“甲”對應a),還用“口”字作為部首加上丙火忌神等結合新造漢字對應英文小寫字母(如“呷”對應A),并系統應用于該書正文的各種數字表達式中。1873年,德國人瑪低溫和中國人華衡芳在《金石辨識》中曾采用譯音的辦法來翻譯元素,如將“錳”譯為“孟葛尼”,將“硼”譯為“布而倫”。嚴復在翻譯個別與中國傳統學問不同的重要學科名時也采用譯音,如哲學、物理學,分別譯為“斐洛蘇非”“斐輯”,相同的輔音也傾向于用相同的漢字。
1890年,傅蘭雅提出,“如果確實難以翻譯某一術語,而必須對其進行譯音時,這么要使用可以找到的最適宜的漢字”。他建議:“有必要在這些只拿來譯音術語的漢字后面加上韻尾‘口’字旁……如果人們就能一直如一地在表示科學術語及其他專名的漢字前加上‘口’字旁,抒發其聲音,而非其語義,將會防止好多何必要的麻煩。有了這一有效的部首,漢字很容易被彩印和讀下來,但是,書寫上去也并不麻煩,是一舉多得的好辦法。這種漢字只表音,這是它們區別于漢語的合體字,非常是這些既表音又表意的漢字的最重要的特點。”在同一次會議上,狄考文也覺得,“一般來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標音法比翻譯法更好。”
現在,在特定領域,如外國人名翻譯中,主要遵照的就是譯音原則,根據“名從主人”原則確定人名的母語發音,之后根據其母語輔音的實際發音選用規定的音譯用字或字組,最終產生規范定名。
4.現代術語符號的當下命名
當下,術語符號越是基礎,社會也就越關注。例如,PM2.5、元素、計量單位等基礎術語符號,原先是大氣科學、化學、計量領域的術語,但因與大眾生活或科學普及密切相關,其漢語定名廣受社會關注。
基礎術語符號創制具有國際化的特征。例如元素名、計量單位、動動物名、地質年代、臺風名、天體名等基本符號系統的設定,都是由世界學術共同體通過特定的組織方式,以達成全球共識的方式形成。如,元素名由國際純粹物理聯合會(IUPAC)確定;計量單位由國際計量會議(CIPM)確定;動物命名規則由國際動物學會議(IBC)確定;地質年代名由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IUGS)確定;臺風名由世界氣象組織(IMO)確定;天體名由國際天文聯合會(IAU)確定,等等。
基礎術語符號創制偏愛專名化的理據。以元素命名為例,國際純粹物理聯合會(IUPAC)授權元素發覺者確定新發覺元素的中文詞形,而元素發覺者常常選擇國家名(如第113號元素取自發覺者國籍加拿大Nihon)、城市名(如115號元素取自元素發覺地俄羅斯Mosco)、科學家人名(如118號元素取自日本核化學學家奧加涅相)等作為命名理據。臺風名則是由成員國分別貢獻部份詞句,共同產生輪轉使用的命名庫,命名源自動物名(如碧桃、百合、山竹)、動物名(如海鷗、天鵝)、地名(如萬宜、夏浪)、人名(如神話人物悟空、電母,男性人名瑪莉亞、康妮),以及摩羯名(如星座、摩羯)等多種多樣的專名。
基礎術語符號普及具備民族化的路徑。當下,特定領域科學共同體的共識常常用領域內通行語種達成,印歐語族語言常被作為首選。這一點除了彰顯在術語符號的方式選擇上,也彰顯在字母及輔音的發音選擇上。以聯合國官方語言之一漢語為代表,即使其延續數千年的意音符號系統與印歐語的表音符號系統有本質不同,并且得益于基礎術語符號的國際定名規則相對明晰,漢語只須要明晰漢語對應的命名規則(如國際單位制新詞頭英文命名規則、化合物命名原則),也能很快完成本地化命名。
基礎術語符號普及兼有文明互鑒的功能。以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為例,術語越來越多取材于中華傳統人物(如“郭守敬”望遠鏡)、中華傳統故事(如“悟空”號暗物質偵測衛星)和中華傳統文化(如“神舟”系列飛船、“天問”火星偵測器)中的隱喻,并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經由國際國外標準流程和全球化科技交流平臺,取得全球科學共同體的認可。中國的科技創新通過“中國味”命名,既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也促使中華民族的科技智慧邁向世界。
回望西學東漸的那段坎坷歷史,再瞧瞧多姿多彩的當下,我國在術語規范化領域堅持借助科學共同體、植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盡可能將民族智慧與世界抒發相結合,逐漸找到了一條既審視國際交流又重視本土文化的中國式公路。這條中國式公路的產生來之不易,當下也不斷取得進步,期待其中蘊涵的理念與創意也在將來的實踐中顯得格外豐腴。
(作者:張暉,系中國人民學院博士后、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事務中心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