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行動者網路理論切入，通過梳理中學生網路傳播的多元協同邏輯，強調主流媒體平臺具有成為中學生網路傳播關鍵行動者的責任與能力。“轉譯”的過程主要通過主流媒體平臺影響力、權威傳播渠道、受眾信任度、技術先進性和新政激勵協同完成，最終招募并動員其別人類行動者與非人行動者共同參與行動者網路的建構中，借以實現路徑創新。在此過程中，“建構中學生網路傳播共同體”成為“強制通行點”。異質行動者的廣泛參與催生出新的內容生產機制，相應地，科學技術也在異質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轉譯中，不斷創新和發展。同時二力平衡教學視頻愛奇藝，互動和博弈不僅剩在于自建行動者網路內部，也來自商業資本等其他核心行動者建立的其他行動者網路。為此，核心行動者是否具有自我約束與正向引導能力，是檢驗中學生網路傳播是否正向的判別標準。
【關鍵詞】行動者網路理論；中學生；網路傳播；創新路徑
中學生已然成為我國網民的重要組成部份。據統計，目前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其中19歲以下群體占比15%左右，網民低幼化趨勢顯著。事實上，以“Z世代”（Z，1995-200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為主體的現今中學生群體，其成長時期與互聯網的產生、發展幾乎同步，被公覺得是第一個從小同時生活在網路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原生世代。
對于這樣一代中學生，互聯網早已滲透到生活、學習、交往和娛樂之中，成為她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份，亦成為她們認知和理解現實世界、學習社會規范、培養社會角色的基礎設施。但是當下中學生所處的網路環境不容豁達，信息真假難辨、內容參差不齊、價值導向偏離、泛娛樂化等問題時有發生。強化互聯網中中學生相關內容的生態整治，亟待建構一個運轉有效的行動者網路。
從行動者網路理論的視角出發，中學生網路傳播并非一個客觀、自在的存在，而是由異質行動者建構下來的。什么是行動者網路中的關鍵環節，轉譯過程是如何展開的，網路中的“強制通行點”在那里，多元主體間是否存在互動和博弈，異質行動者的廣泛參與有沒有催生出新的內容生產機制，核心行動者在中學生網路傳播中的應然角色是哪些，這種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一、行動者網路理論綜述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和米歇爾·卡龍（）等為核心的倫敦學派為了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在一個整體框架內進行解釋，聚焦于“技術的社會形塑”（theof）（，1996a），提出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簡稱ANT）。
該理論堅持“聯結的社會學（of）”，覺得社會是好多異質性事物之間聯系構成的復雜網路（吳瑩、盧雨霞、陳家建、王一鴿，2008），而行動者網路就是異質行動者構建網路、發展網路因而解決特定問題的過程（例文婷，2017）。“行動者”（actor）、“轉譯”（）、“網絡”（）、“強制通行點”（of，簡稱OPP）是該理論的核心概念組成。
“行動者”用以貶抑任何通過制造差異而改變了事物狀態的東西（吳瑩、盧雨霞、陳家建、王一鴿，2008），包括人類行動者（）和技術、人造物等非人行動者（）；又分為關鍵行動者和通常行動者，其中關鍵行動者在整個網路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賀建芹、李以明，2014）。而科學技術實踐正是由多種平等的異質成份彼此聯系、相互影響進而互相建構成的網路動態過程（李劍橋，2019），是三者互相作用下的產物。這兒的“網絡”，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技術網路，而是指眾多個體行動者之間交互關聯所建構的一種關系語境，本質上是一種描述性的方式（劉巖、馬廷魁，2020）。“轉譯”則是編織行動者之網的關鍵環節，主要包括問題化（）、利益相關化（）、招募（）和動員（）四個環節（黃龍，2018），且并非嚴格依照次序發生，而是交織在一起，行動者或創新者每實現一個階段都代表了協商中的進步（Aka，2019）。正是通過“轉譯”，關鍵行動者和通常行動者產生了抒發、認知、理解和連結，從而參與到整個網路的建構中來。而一個“行動者網路”得以穩定化的必要條件是存在著一個“必經之點”（強制通行點），與之相連結的其余行動者可以根據自身條件轉化行動意愿（&，1981），這個“必經之點”也正是行動者網路建立中的困難和障礙（田新玲、黃芝曉，2015）。
本文利用行動者網路理論剖析中學生網路傳播的創新路徑，一是期望依托該理論框架，全面詮釋行政新政、媒體、技術、專家、機構、公眾、法律法規等“行動者”參與其中的角色與功能，聚焦中學生網路傳播多元主體之間的博弈與互動。二是該理論框架與創新理論的理論親緣性。行動者網路理論指出應該觀察“正在產生的科學”（inthe），而不是“已經產生的科學”（ready-made）或則“既成科學”（all-made）（劉文旋，2017），即其將創新視為轉譯過程（as）的出發點（肖鱈桐、方潔，2020）。當發生創新，群體邊界不確定，被描述的實體的范圍在變化時，作為“聯結的社會學”（of）的行動者網路理論對追蹤行動者新的聯系，相比“社會的社會學”（ofthe）更具有解釋力（肖鱈桐、方潔，2020）。本文嘗試將中學生網路傳播的創新路徑，視為多元“行動者”參與“轉譯”，通過“強制通行點”，建立異質網路的動態過程。
二、青少年網路傳播的創新行動
隨著中學生網民群體的下降，中學生網路傳播漸漸成為聯通新媒體平臺的重點精耕方向和流量來源。總體而言，中學生網路傳播呈現出蓬勃創新的發展景色。其實在一段時期顯存在失范現象，但更多可見中學生網路傳播在應急傳播、聚合傳播、智慧傳播、交互傳播和價值傳播等方面作出的創新行動。其中，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視聽新媒體旗艦平臺“央視頻”為代表的聯通新媒體平臺，嘗試以“建構中學生網路傳播共同體”為“強制通行點”，通過PGC+PUGC內容聚合體系、賬號激勵新政、算法平臺等“轉譯”過程，有效鎖定并招募了社會機構、信息技術、公眾（父母/寶寶）、政策法規、媒介素質等異質行動者，實現中學生網路傳播的價值引導、知識傳播、社會協同，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效應。
（一）應急傳播，動員社會協同
媒體是公共關系的重要擔當者。在重大突發風波中履行社會公器職責、動員社會協同、參與應急傳播、引導公眾輿論，是主流媒體應有之意。當前，新興的技術手段不斷涌現，在促進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形式發生深刻變化的同時，也容許諸多行動者在面臨重大突發風波時共同營造一個互相協調的行動之網。
疫情防治期間，教育部呼吁中小中學生“停課不停學”。多家聯通新媒體平臺及時回應隔離在家億萬用戶在線學習的剛需，充分發揮媒體責任感，開辦免費在線課程。其中主流媒體平臺“央視頻”于2020年2月1日至5月15日，最先動員背部教育機構力量，聯動438個社會帳號在全網率先推出免費直播課程近2萬場次，累計觀看超8.56億次，最多時達188千人同時在線，互動次數超過4200萬次。稿件《停課不停學！來衛視頻上免費直播課，課程表在這兒》，單篇陌陌閱讀量超2500萬，成為“現象級”傳播稿件，在傳統媒體互聯網平臺成長期十分罕見。愛奇藝知識“停課不停學”計劃專區則緊跟其后，聯合40余家頭部教育機構，開放免費課程，在愛奇藝教育頻道、知識頻道、愛奇藝知識APP等子平臺同步上線。據悉還有“騰訊教育【不停學】聯盟”聯合百家教企共筑“在線課堂”、阿里巴巴集團徽下優酷、釘釘聯手發起“在家上課”計劃、字節跳動旗下清北網校、今日頭條、抖音、西瓜視頻，約請名校名師開辦“在家上課”專區等。
面對疫情期間全省中中學延后開學的實際情況，“央視頻”等聯通新媒體平臺預判中學生居家學習需求，有效傳播信息、引導輿論，為中學生“停課不停學”構建了一個由媒體主導發起，技術、環境、用戶共同響應的行動者網路，彰顯出從“自主參與”到“合作參與”的中學生網路傳播新趨勢，作用于危機傳播和教育創新，可以作為新媒體平臺動員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提倡多方共建中學生網路環境的實踐樣本。
（二）聚合傳播，推動教育公正
聯通社交網路早已成為中學生日常生活中獲取知識、緩解孤單、撫慰心靈、休閑娛樂的首要形式。因而，新媒體平臺做好中學生的“第二課堂”更突顯其重要性。同時，運用信息化手段推動服務農村和邊遠地區中學生的學習須要，推動教育公正既是新媒體平臺的優勢應用場景，也是須要多方參與的公共圖式。
衛視頻等聯通新媒體平臺借此為問題導向，通過榮譽與分成兼顧的帳號激勵新政，鎖定全省教育系統、行業腹部教育機構、名師創作者、垂類創作機構以及各大高校，實現教育資源和知識內容聚合。以衛視頻為例，其自2019年11月上線以來，依托“賬號森林”內容生態體系，招募了教育、青少、文史、自然科學、體育、舞蹈、動物、趣味百科等眾多文化知識領域的帳號進駐，基本覆蓋全網青少類PGC+PUGC背部帳號。同樣以帳號群為資源聚合方法的平臺還有嗶哩嗶哩、字節跳動旗下產品、知乎等。2021年，嗶哩嗶哩泛知識內容播放占比45%，抖音泛知識內容播放占比20%，聚合化的高質量泛知識內容早已成為中學生用戶新的下降點。
與此同時，各家媒體平臺依托聚合的行動者資源，開始推出種類豐富的泛知識活動。2020-2021年寒暑周末間，衛視頻企劃“寒假慕課”項目，動員名校名師、優質教育垂類帳號聯合推出德育專題系列課程，幫助中學生尤其是德育資源短缺地區的中學生，快速吸取專業德育知識；上線“云假期”TAB頁，非常編排精品內容推動云上素養教育，積極響應“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升中學生審美和人文素質”的新政呼吁。類似的活動還有嗶哩嗶哩課堂“暑期挑戰賽”、#暑假冬令營#、抖音×首都科普“樂享科學營”實踐活動等。由此，一個個推動社會教育優質資源共享的行動者網路，得到多方共識和促進，自我運轉上去。
（三）智慧傳播，打破信息繭房
怎樣在提供中學生感興趣內容的同時，著重其信息獲取的均衡性，應該成為聯通新媒體平臺重點思索的問題。傳播過程中，公眾偏向于選擇她們感興趣的信息，這些“選擇性接觸”久而久之造成自身困于像蠶繭通常的“繭房”中。中學生學習厭學的現象，既是其媒介使用中“信息繭房”出現的誘因，也是形成的結果。但是，許多商業平臺遵照流量最大化的資本邏輯，通過大數據產生用戶畫像以后，因而一味取悅中學生的偏好，采取“填鴨式”推送，向她們“投喂”大量同質化、無營養的內容，致使中學生用戶信息接收維度漸漸窄化。
面對這樣的現象，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于2021年末頒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針對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務的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做出如不得借助算法推薦服務誘導未成年人癡迷網路等具體規范。與此同時，在聚合海量優質視頻，建立教育內容矩陣，防止因單一品牌內容局限，導致用戶盲目選擇，打破平臺壁壘，全面構建中學生知識體系的同時，衛視頻作為主流媒體平臺也主動加碼，以“核心算法”+“內容優化”+“用戶發展”為核心思路，自主研制“總臺算法”，除傳播量、瀏覽量、點贊量等流量指標外，還加入價值傳播因子，動態平衡社會網路評價體系，嘗試以既能體現主流價值觀、又能實現“千人千面”個性化推薦的“總臺算法”，打破信息繭房。一方面，為中學生推送其所須要的多品類泛知識內容，以通識教育豐富其全方位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變“灌輸式”學習為“賦權式”學習，將選課權交給兒子，讓中學生建設性地運用大眾傳媒，成為在線教育的參與主體。
在此過程中，AI算法成為被招募的非人行動者，被核心行動者動態聯結到一起，令聯通新媒體平臺得以成為中學生的“百科全書”。
（四）交互傳播，沉溺式寓教于樂
威廉·斯蒂芬森在《大眾傳播的游戲理論》一書手指出：“大眾傳播之最妙者，當是容許閱者沉溺于主觀性游戲之中者。”“倘若我們以游戲的視角來看待大眾傳播的話，這么顯然可以說，一個社會發展自身文化的方式恰恰就是大眾傳播的游戲方式——這種方式發展忠誠、伴隨夢想、有其神話……”（，1988）隨著聯通互聯時代交互技術的發展，視頻社交媒體正好為中學生提供了沉溺式體驗寓學于樂的可能。諸多聯通新媒體平臺發揮技術優勢，推出面向中學生的交互傳播產品。
如衛視頻聯動多家公園，持續推出湘西張家界等數十條水景慢直播，通過沉溺式慢直播體驗，滋補疫情之下中學生難以游玩擴充視野的現況，讓中學生得以通過“云出行”身臨其境體會祖國大好河山；嗶哩嗶哩上線“互動視頻”功能，許多泛知識視頻得以通過引導用戶點擊屏幕中出現的“按鈕”，邀約中學生目標用戶群體沉溺式體驗對應的分支知識點；騰訊博物館《我的考古筆記》H5，支持用戶在作品中找尋寶藏，沉溺式體驗考古之旅；愛奇藝遍知推出萌狀元互動學習一體機硬件產品，幫助中學生營造沉溺式學習氣氛。
通過研制互動技術，聯通新媒體平臺得以將技術從“他者”轉譯為“行動者”，讓中學生在“沉浸式體驗”中寓學于樂，實現中學生網路傳播從“有用”到“有趣”。
（五）價值傳播，正向推動去偽存真
“信息過載”往往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導致出現“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能喝”的情形。對于中學生網路傳播來說，更是這么。中學生時期是培養完善人格，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時期。但是在以一些職業黑粉、惡意營銷號、打投公司等商業資本為核心行動者建構的“流量”“飯圈”網絡中，“撕黑”“打投”“惡意舉報”“隱私侵害”“謠言編造”“網絡暴力”“言論控評”等頑疾頻發，嚴重擾亂中學生網路生態。中學生名星偶像崇敬的失范，成為其成長關鍵期最大的干擾誘因。
因此，人民晚報、人民網、光明晚報、央視網等多家官媒先后表態，要求從嚴整治飯圈及粉絲經濟的頑疾。衛視頻針對此頑疾，主動建構起主流價值網路，嚴格初審線上中學生內容，確保資源質量，做信息流通把關人，避免阻礙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有害內容。2021年8月，衛視頻率先批判不良審美風尚，動員相關專家學者，共同企劃專題頁面“還‘飯圈’一片放晴”，通過多條視頻內容為中學生揭秘“飯圈”，剖析中學生盲目追星的心理動因，正向推動中學生找尋真正的榜樣，堅持在內容極大豐盛的狀態下，進行有效的把關。隨后，新浪微博按照2021年8月25日中央網信辦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強化“飯圈”亂象整治的通知》要求，開始推出《娛樂自媒體號違法行為劃分及處罰舉措（試行）》《明星經紀公司及官方粉絲團社區行為指引》《2021微博飯圈健康生態專項行動系列公告》等落實舉措，深度清除涉及“飯圈互撕”的微博、涉互撕指責的話題，從嚴處置違規違法帳號，嘗試構建完善“飯圈”亂象長效整治機制。
三、核心行動者在中學生網路傳播中的應然角色
尼爾·波茲曼覺得，電視侵蝕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線（Neil，1982）。有意思的是，這一可能導致“童年消逝”的產物及其延展——移動視頻社交媒體，卻是促使中學生社會化進程的重要載體。
通過衛視頻等聯通新媒體平臺的創新行動案例呈現，可以發覺，主流媒體平臺具有成為中學生網路傳播的關鍵行動者的責任與能力。“轉譯”的過程正是通過主流媒體平臺影響力、權威傳播渠道、受眾信任度、技術先進性和激勵新政協同完成，最終招募并動員其別人類行動者與非人行動者共同參與行動者網路的建構中。在此過程中，“建構中學生網路傳播共同體”成為“強制通行點”。異質行動者的廣泛參與催生出PGC+PUGC等新的內容生產機制，相應的，科學技術也在異質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轉譯中，不斷創新和發展。同時，互動和博弈不僅剩在于自建行動者網路內部，也來自商業資本等其他核心行動者建立的其他行動者網路。因而，核心行動者是否具有自我約束與正向引導能力，是檢驗一個中學生網路傳播網路是否正向的判別標準。在此基礎之上，核心行動者應該成為中學生網路傳播中的“把關人”、“第二課堂”和“好伙伴”。
（一）堅持公共服務和社會責任，做中學生的“把關人”
中學生傳播可以面向產業化、市場化，但究其本體應該是事業而不是產業。明天，大量商業平臺的中學生內容中，參雜著吸引眼珠的娛樂元素和暴力話語以吸引“流量”，參雜著大量商業廣告緊迫“變現”。但是，中學生的認知、情感、道德尚處在發展過程中，缺少必要的現實經驗和是非分辨能力，她們在面對媒介負面信息時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很容易遭到遮蔽和影響。為營造適應于中學生健康發展的媒介環境，作為核心行動者的新媒體平臺，其公共服務精神和社會責任當先于商業性，且這些優先性除了應該彰顯在概念層面，更應具化為制度規約。
2019年3月，在國家網信辦牽頭下，中學生防癡迷系統上線，在使用時段、時長、功能和瀏覽內容等方面對未成年人的上網行為進行規范。2021年6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網路游戲服務提供者應該對游戲產品進行分類，做出適齡提示，且不得在每日22時至隔日8時向未成年人提供網路游戲服務。抖音、嗶哩嗶哩、微信視頻號、騰訊視頻、愛奇藝視頻、優酷視頻等多家商業平臺在此背景下也自發推出時間鎖、青少年模式、親子平臺、客服專線、家長指南等各種未成年保護舉措。
但是，按照2021年7月發布的《互聯網平臺未成年人保護發展報告（2021）》，當前全網社交平臺防沉溺（綜合）管理、科學普及和宣傳教育一直相對較弱，音視頻平臺在信息提示、科學普及和宣傳教育方面同樣十分薄弱。2021年8月末二力平衡教學視頻愛奇藝，國家新聞出版署進一步要求網路游戲企業僅可在周四、周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每日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服務。9月14日，廣州一公司通過其自營游戲平臺違法向未成年人提供網游服務被罰10億元，成為未成年人癡迷網路游戲“第一案”。
不同于美國傳播業私營體制，我國廣播電視事業屬性支持中學生媒介使用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對經濟利益的追求為其次。聯通新媒體平臺作為中學生網路傳播的核心行動者，應該堅持社會效益至上，擔當起中學生的“把關人”角色。其實當新媒體平臺的營運以國家為主導，由財政或社會基金扶植，不再追求“流量”優先和“變現”至上之時，中學生網路傳播自然會以社會效益和公共服務為根本導向。
（二）堅持“專家參與”與“交互式學習”，做中學生的“第二課堂”
為避免中學生“娛樂至死”式網路文化參與，須要有真正有價值且中學生喜聞樂見、適合網路傳播的內容產品給以對沖。強化中學生內容產品的教育價值，建設中學生的“第二課堂”，是聯通新媒體平臺做好中學生網路傳播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方面，中學生有其文化接受的特殊性。在做好內容藍籌股年紀段細分的基礎之上，應該引入兒童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科學家共同參與督查、設計、咨詢，構建節目出品測試程序，以確保中學生內容產品的質量。如英國精典兒童電視節目《羅杰斯先生的左鄰右舍》主持人羅杰斯就曾加入兒童早教研究項目研究兒童發展，和兒童發展學家共同闡述節目的風格邁向；臺灣NHK《獻給未來的科學家》材料科學科普節目，是與德國國立材料研究所合作制做；我國上世紀60年代制做的《山水情》《小蝌蚪找爸爸》水墨動漫，取師于齊白石等作家，彰顯我國鮮明的文化特點和審美趣味，讓中學生構建起對自己文化的認同感。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專家參與研制的優秀節目，以思維啟發為先導，并不須要昂貴的制做成本。被譽為“青少年電視界奧斯卡”的法蘭克福國際中學生電視節還為制做成本低的優秀節目頒授非常獎（趙玉明，1988）。以上案例均彰顯出媒體對于專家等人類行動者的動員能力。
另一方面，中學生網路傳播應該聚焦“科技向善”，充分發揮聯通社交媒體的技術優勢，加強中學生內容產品的交互設計，引入研制工程師，打磨適宜親子交互、教學相長的互動模塊。如衛視頻依托5G技術，發起水景慢直播，率領中學生“云觀景”開闊眼界；“少年得到”的“少年討論組”為中學生提供公共話題討論領域；“騰訊教育班主任助手”依托AI技術實現互動學習；“B站”暑期挑戰賽活動設計打卡、學習、分享、投稿環節，迸發中學生學習興趣；還有一些新媒體平臺在“中秋節”“重陽節”“兒童節”“母親節”“父親節”等親子節點主動設置議程，建立虛擬場域的跨時空親子互動空間，填補空間距離帶來的父母與“留守”或“留學”青少年之間情感溝通缺位。這說明聯通新媒體平臺有激活和引入非人行動者，搭建交互式學習網路的能力。
當人類行動者（“專家參與”）與非人類行動者（“交互式學習”）得到核心行動者的動員，被列入成為新媒體平臺中學生內容產品的“一般行動者”，相信中學生將在網路傳播過程中收獲高質量的教育價值，聯通新媒體平臺也將真正成為中學生的“第二課堂”。
（三）堅持“家校協同”強化媒介素質，做中學生的“好伙伴”
“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典禮和水景中，人們必須學會生存。”（.M.1964）媒體融合時代，伴隨媒介權利下移、受眾主體性顯現，不實信息的網路傳播已然成為中學生現階段面臨的最大恐嚇（Fore，2019）。中學生要能在海量信息中篩選有效信息、自覺抵擋負面信息、分辨真實自我和網路自我的差別、理性抒發自身意見、生產和二次傳播信息、提高社交媒體使用能力、加強時間管理和注意力管理，須要有效的媒介素質教育引導。媒介素質將成為重要的非人行動者，成為核心行動者重點聚焦的行動方向。
《新媒體時代家庭媒介素質認知現況調查報告》顯示，在孫輩新媒體使用過程中，母親的積極性介入程度越高、與孫輩的互動越密切，孫輩的新媒體素質越高；母親的限制性介入程度越高，孫輩的新媒體素質越低（于丹等，2019）。的確，家庭教育是中學生習得媒介素質的重要渠道來源。衛視頻推出的“家長大學”項目就曾針對親子游戲、健康成長、認知思維、習慣思維、生活學習、親子學習等主題展開父母媒介素質教育。中學中老師的引導和朋友群體間的交流，也共同營造了中學生媒介素質教育的氣氛。如能將媒介素質教育與中學生的課外活動、校園廣播、黑板報等結合，嚴格電子產品校園準入標準，將會有效提高中學生的媒介參與能力。
據悉，社會力量也通過參與式行動，發揮著加強中學生媒介素質的作用。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黑山舉辦的媒介素質項目，借以教會年青人辨識網路上的不實信息，核實在線內容的真實性，了解負責任的新聞報導所發揮的作用及其報導方法（Fore，2019）；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媒介素質學術研究基地，在其組織的2020年第八屆中國（西湖）媒介素質高峰峰會上征集各界呼吁等，都是對強化中學生媒介素質的有益探試。
要甩掉不實信息的網路傳播，須要聯通新媒體平臺擔當起家校、社會的橋梁，動員多方行動者共同將中學生媒介素質教育的戰線延伸至家庭、學校與社會，而不僅僅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局限在中學生群體本身施教。只有這樣，聯通新媒體平臺能夠在媒體融合時代做好中學生的“好伙伴”，幫助中學生結識更多的“好伙伴”。
四、結語
網路傳播的迅猛發展使中學生的人格打造和社會化進程由真實世界轉向虛擬世界。以網路為中心的社會生活圖景成為當代中學生生活的真實縮影。媒體融合背景之下，新媒體平臺尤其是聯通視頻社交媒體，要想延續被稱作“第二父母”的電視，承當起教育、引導中學生成長的責任，須要做好核心行動者的角色建構，在應急傳播、聚合傳播、智慧傳播、交互傳播和價值傳播等方面，成為中學生的“把關人”、“好伙伴”和“第二課堂”。衛視頻等聯通新媒體平臺的創新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透視中學生網路傳播行動者網路的路徑。
當通過異質行動者的廣泛參與，堅持社會效益至上、加強內容產品的教育價值、強化媒介素質教育成為共識落到實處，我們將建構起一個愈發有效的行動者網路，為中學生群體營造出清朗的網路環境也將指日可待。
（載本刊2022年5月號，原題為“青少年傳播：現況、問題與對策”，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
【作者簡介】
祁麟，北京學院新聞傳播大學博士研究生，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視聽新媒體中心編劇，四川省電視藝術家商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