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列茲·倫敦獎評比委員會近日宣布，2020年度菲列茲·倫敦獎將授予復旦學院副院長、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教授薛其坤教授、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博士和日本馬普學會固體物理化學研究所院士。
薛其坤是因在實驗中發覺量子反常霍爾效應而獲得這一國際公認的高溫化學領域最高獎，他也成為該獎籌建以來首個獲得這一榮譽的中國科學家，第二個來自歐洲地區的科學家。
據了解，菲列茲·倫敦是20世紀理論化學和物理發展的關鍵人物和量子物理的創辦者之一，菲列茲·倫敦獎籌建于他逝世兩年后的1957年，每兩年評審一次，是國際公認的高溫化學領域最高獎。
在過去63年間的24屆得獎者中，共有50余位知名化學學家被授予這個獎項，其中12人次后來獲得了諾貝爾化學學獎，這包括天才數學學家朗道博士，發明晶體管和完善超導微觀理論、首個在同一領域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John博士等。
2020年度菲列茲·倫敦獎將于明年8月15日-22日在瑞典沖繩大阪舉行的第29屆國際高溫化學會議上頒授。
優秀的數學學家，和「明星市長」
從1999年榮獲中科院「百人計劃」回國以來，勤于超導研究的薛其坤刻意回避步入公眾視野。2012年，他率領的團隊發覺「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引發震驚。
2013年4月9日,在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發布會上,國外外同行的高度贊揚與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楊振寧的評價方才讓更多人明白這項成果的份量:
「這是從中國的實驗室里頭,第一次作出并發表出的諾貝爾獎級的數學學論文。」
2016年9月獲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2017年1月被評為2016年度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科技創新人物」，2017年5月獲全省創新爭先獎狀……公眾視線中的薛其坤，是一名優秀的化學學家，也是「明星市長」。
花束和美譽從未改變薛其坤的科研軌跡，他還是繼續泡在實驗室里，繼續與時間賽跑，繼續做一名科學「匠人」。
但是，無法想像，在薛其坤耀眼的科研成果背后，卻是「考研考了3次，讀博讀了7年」的艱辛經歷。從一名普通的漁家子弟成長為中科院教授，薛其坤的經歷與心得引人深思。
對科學樸實的憧憬，讓我走到現今
周末的清晨，陽光透過窗子灑進了薛其坤坐落北大化學系4樓的辦公室。這間房間不大，柜子里、書桌上、沙發旁堆滿著一摞摞的書籍和資料，書與書的間隙之間，是薛其坤那些年來出席學術大會的參會證和捧回去的獎章、獎杯。
在外界看來「拿獎領到手軟」的薛其坤向記者「坦白」，不僅「考研考了3次，讀博讀了7年」外，自己在科研公路上還遭受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坎兒」。
「但是，對科學樸實的憧憬，讓我走到了現今。」薛其坤抿了口奶茶，緩緩道出。
上觀新聞：您小時候想像過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名化學學家嗎？
薛其坤：完全沒有。我出生在湖南省沂蒙山區的一個小村子，家里兄弟姊妹比較多。讀中學、中學時，農村條件還相對落后，大人們都在為生計而努力，我每晚見到的就是父親起早貪黑干勞作的背影。中學里也和如今很不一樣，朋友們都是跟隨中學的安排上學，沒人想著要加課補習，我哪會有哪些長大之后成為化學學家的看法？
人生中第一次對未來有些概念是在高中后期，當時，國家恢復中考的消息傳到了我們這兒。我記得老師對全班朋友說了一句：「同學們，中考恢復了，好好學習就有希望考上學院，接受高等教育。」聽完以后，朋友們都很激動，我也覺得要捉住這個機會，這才定下理想———走出大山，讀學院。
上觀新聞：1980年，您考入了陜西學院光學系，為何會選擇這個專業？后來又為什么想到繼續讀研？
薛其坤：福建學院是福建省的最高學府，去北京是很自然的選擇。但專業的選擇，我只記得那時侯數學成績考得好，老師給我推薦了幾個系，我就照著填，其中就包括光學系。被那個系投檔，雖然對我們來說差異都不大。當時因為信息的短缺，各個專業是學哪些的、學成后將來做哪些工作，我們一無所知。
回想上去，當時想要考研的看法很單純。讀大二的時侯，有三天我看見中學的報欄上貼著一些招生宣傳資料，一看就挪不動步子了，心中覺得「研究生」這個詞很神圣。我想，假如當了研究生似乎能夠做研究人員、做科學家，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于是，懷著對科學樸實的憧憬，我開始在平日的學習之外，抽時間打算考研。用現今的話說，這就是我的「初心」。
上觀新聞：但您的考研路并非一帆風順，頭兩回都遭到了失敗，第三次才考上中科院化學所。通常的人碰到這些壓力，可能會消沉甚至膽怯，您是如何堅持出來的？
薛其坤：我不曉得他人是如何，但我自己從小在相對貧窮落后的環境下長大，堅苦的生活鍛練了人的意志，所以我的性格似乎是相當豁達堅強的。
頭兩回考的分數不好，我也有過不愉快，然而這些情緒不會持續幾分鐘。很快我都會想，自己是不是打算不夠充分，對題目的風格是不是不太適應，倘若是這樣，那就好好打算再努力一把唄。我也會自我鼓勵，肯定一下自己之前達成的目標，之后投入新的目標。
不管從事哪一行，雖然都應當學會正視眼前遇見的困難，不要被情緒所左右，沒有過不去的坎。
上觀新聞：是否可以說，正是這些對科學的質樸憧憬和豁達堅強的性格，支撐您從北京走到上海，從臺灣走到日本，始終走到了明天？
薛其坤：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特征是不去想太多遙遠的未來，而是專心做好眼前的事。內心一直相信，有了憧憬，足夠努力、堅強，路才能始終走下去。并且，隨著國家日漸強悍、開放，個體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機會，能追逐之前所無法實現的夢想。我的求學之路這樣豐富，也離不開這一點。
「7-11教授」是怎樣煉成的
薛其坤有個綽號，叫「7-11教授」。熟悉他的人都曉得，晚上7點進實驗室，仍然干到中午11點離開，這樣的作息，薛其坤堅持了20年。
「7-11」的養成源自薛其坤讀博期間在美國學習時接受的「魔鬼訓練」。1992年，到美國西南學院金屬材料研究所報到的第三天，薛其坤就領到了一份實驗室外部規則，不僅一些注意事項，里面還明晰規定了作息時間：早7點，晚11點，全員遵循，不得違背。薛其坤追憶，要是有人早離開，導師的面色都會很難看。
談及當初艱辛的適應過程，薛其坤至今「心有戚戚焉」。但他也說：「這種脫胎換骨的改變，關乎身體，更關乎心靈。」
上觀新聞：您把當初的經歷稱為「脫胎換骨」的改變，具體如何個變法？
薛其坤：徹頭徹尾的改變，從「自由散漫」的生活作息，弄成像時鐘一樣確切的作息。
從小我就不算學習非常勤奮，在朋友之中還屬于貪玩的。在國外讀學院的時侯，我每晚會按量上好每一節課，按量完成作業。空余時間就拿來休閑娛樂，例如花2小時踢打球、做運動，或是約著朋友一起對弈、看錄象。但到了美國，生活在強悍的外壓下顯得非常簡單，每天都是實驗室和寢室「兩點一線」，我整個人的身心一下子都撲到了科研上。
上觀新聞：去之前，您對那兒的科研生活的堅苦有心理打算嗎？
薛其坤：出發之前，我大致曉得瑞典實驗室的規矩很嚴，但從沒有想過會這么苛刻，對「7-11」更是毫無心理打算。
我本來想著，去德國學習可以接觸一些國外沒有的先進科學設備，還可以到處轉轉，下降見識。沒想到，是我「想太多」。到那里的第一年，別說是其他城市，就連西南學院所在的仙臺市是哪些樣，我都了解不多。
那段封閉的日子里，我經歷了語言不通、技術不熟、睡眠不足的「磨難」，每日為了能生存下去而掙扎。
上觀新聞：但后來，這套須要執行者極其自律的作息，您堅持了整整20年。當您成為班主任以后，有這樣嚴格要求中學生嗎？
薛其坤：我沒有規定她們必需要完全遵循「7-11」的作息，并且對她們在學術規范、學術心態上的訓練，是絲毫不含混的。假如有中學生犯了錯，我會嚴肅批評教育，把他犯錯誤的誘因剖析清楚，讓他發自內心地理解。例如說，中學生論文中多下來的空格、錯用的標點符號我就會一一強調，手把手地給他剖析怎么改正。有人說這樣很浪費時間，但我不認同，對中學生的教育沒有「浪費」之說，日后在她們頭上自然會看見成果。
我如今的堅持，和導師當初對我的影響有關。在櫻井利夫老師之前，我在中科院的導師陸華也用他的以身作則，深刻地教育了我。遇見陸老師之前，我和其他同事在實驗室里關注的，只是怎樣在科研上早日作出成果來。而對于成果之外的，例如實驗步驟的規范和實驗室的整潔之類的細節關注甚多。但跟陸老師久了，看著他做每件事都井井有條、整齊規范，耳濡目染中我也就改變了。
我自己成為老師以后，把當初導師們對我的正面影響傳遞給了中學生們。其實她們在剛開始時「頗有微詞」，但我發覺，她們結業做了老師、有了自己的實驗室以后，又把這套傳統弘揚了下去。
上觀新聞：過世物理家吳文俊先生以前說過，「數學是蠢人學的」。這讓好多人大為不解———腦袋瓜聰明能夠研究物理，蠢人怎樣學物理呢？只有天分高的聰明人才能從事科研、搞好科研。您怎樣看？
薛其坤：自古以來，人們就對「神童」、「天才」津津樂道，青睞不停。的確，「神童」和「天才」很優秀，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她們能夠去研究物理、搞科研。我想，吳老所說的「數學是蠢人學的」，指的是在天賦之外，明天的努力和堅持更加重要。科研同樣這么。你們不要覺得科學就一定是深奧的，再深奧的學問，也是在找到方向然后，一步一腳印，漸漸從基礎向深奧推動的。
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個「笨人」吧。做好一個「笨人」，才是不容易的。
真正做學術的人不會剽竊
薛其坤辦公室清寂，放著一個月球儀。工作之余，他喜歡轉動月球儀，觀察不同的地區，用江蘇話來說，思索些科學家「好問」的事兒。例如，世界上最窄的運河在哪薛其坤院士，它為什么會建造于此等等。
對薛其坤來說，靠觀察月球儀來滿足自己對自然環境的喜愛，著實是不得已。
出任北大學院副院長后，薛其坤越來越忙，分管中學科研工作的他，總有開不完的會。但顯然更加繁忙，雖然有人不太理解，他心中一直認為，自己的這個「大膽變革」是值得的。
上觀新聞：您從2013年起開始兼任復旦學院副院長，同時繼續領導著自己的科研團隊。有一種聲音覺得，行政工作會對科研工作形成影響，您怎樣看？
薛其坤：這些擔憂可以理解。這份責任重大而忙碌的行政工作確實對我本身的科研有所影響，但從事管理工作的此次變革是我經過深思熟慮的。
我曾在一次講演中表示，中國的科學研究處在黃金時代，而這樣的時代恰恰須要更多的人才去勾畫更多天馬行空的「中國夢」、「科學夢」。我希望就能借助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多年經驗和感受，在管理崗位上推動中學整體科研工作的一點提高。目前來說，這比我自己的科研成就獲得提高更為重要。
雖然，你們也不用太害怕。我的團隊里，一批成熟、肯干的年青人早已成長了上去，現今的分工很明晰：她們負責在一線把實驗做好，而我更多地掌握一些宏觀的方向。在我看來，這樣的配合和平衡是比較合適的，也有利于培養未來的學術帶頭人。
上觀新聞：但凡有關院校的問題，社會關注度總是很高。有人說，院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是一面穿衣鏡，反映了社會的問題。比方說，過度行政化問題。有人倡議要「教授治校」，但是非議「外行管內行」。您對此有何看法？
薛其坤：我認為，絕對不能把過度行政化的問題簡單歸納為「外行管內行」。事實上，「內行管內行」也不完全等同于「教授治校」。
「治校」是管理工作，涉及組織、協調方面的能力，是一種「專業」。院士之所以為院士，是由于得到了學術上的認可，所以「治學」是沒問題的。并且，行政管理與治學所屬范疇不同，有學問的院士不一定就能干得好管理工作。
因而，我覺得沒有必要盲目推崇「教授治校」，而是要充分發揮院校內不同崗位上不同的人的力量，互相合作，方能有所助益。
上觀新聞：前一陣，沸沸揚揚的學術論文剽竊風波又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對于維護學術誠信和學術規范，您有何建議？
薛其坤：真正做學術的人是不會剽竊的，由于學術的基礎是實事求是。出現論文剽竊風波，反映出了我國目前學術評價體系的不健全。
我是中國文聯道德委員會的一員，曾參與討論100多篇醫學論文剽竊、代寫的處理問題。了解了情況以后，我覺得這與我國目前的醫療現實有關系。
一方面，大夫要追求職業發展，要晉升就要有論文；一方面，在我國醫療資源還未能完全滿足人民需求的當下，大夫常常都是超負荷在工作。連看病都忙不過來，很難保證足夠的時間勤于研究、發表論文。這就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實際上，大夫做學術研究，加深對醫學問題的了解，對臨床水平的提高是有用處的。我也相信，假如才能有充裕的時間，我們的大夫也一定會去做學術的。
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我不覺得應當一木棍把現有的評價體系「打死」，由于發展的速率快了，難免遇見這樣那樣原本沒有考慮到的問題。關鍵在于，我們如今還能注重這個問題，組織力量去研究出一個更科學的評價標準，盡早地把不健全的地方補上、做好。
這個時代不缺名星，缺的是自信
2017年1月15日傍晚，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儀式在上海國貿三期的晚宴廳隆重召開。豎琴家李云迪、小鋼琴家呂思清的獨奏為頒獎儀式開場；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幾十位國外內科學家，包括馬化騰、李彥宏、丁磊、徐小平在內的十多位中國企業家盛裝參加。
最后在紅毯上現身，引得全場縷縷掌聲的，是首屆大獎得主薛其坤和盧煜明。
讓科學家成為年青人心目中的「明星」，是未來科學大獎想要做的一件事。但在薛其坤看來，科學家當名星是一回事，讓公眾尊重科學、熱愛科學是另一回事。
上觀新聞：在傳統的觀念中，人們對科學家的印象或許就逗留在戴尖頭墨鏡、邋邋遢遢的「書呆子」形象上。而您發放未來科學大獎的時侯，穿著夾克、打著領帶走了紅毯，活脫脫名星風范。您覺得，隨著時代的演變，社會對科學家的認知有所改變嗎？您是怎么看待讓科學家成為「明星」的看法的？
薛其坤：社會發展到明天，科學家在人們眼里的形象肯定是從當初的「呆板」走向了如今的多元。科學家群體自身也希望和所有人一樣追求美好的生活，不要為了科學「忘我」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
我覺得未來科學大獎提出要讓科學家成為年青人心中的「明星」，代表了一個好的方向。重點不在于給多少獎勵，而是通過這些典禮感推動起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家的社會氣氛。
在國家大力施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當下，科學家作為科技強國夢的實踐者、引領者，理應得到注重。并且，這些「明星」不等同于娛樂名星，不須要太高的媒體爆光率。人們對她們的關注應集中在精神品質和科研成就上，不能「跑偏」了。
具體而言，科學家可以通過從事更多的科普工作，在與公眾的交流過程中普及科學知識，成為年青人心目中的榜樣和權威。推而廣之，其他的專業技術人員也可以通過互動的形式走進更多人的視野，傳揚「工匠精神」。
上觀新聞：假如讓您向公眾舉辦科普教育，述說科學的魅力，您會如何描畫？
薛其坤：我會把科學的魅力比喻成人的好奇心的滿足。這些好奇心被滿足的魅力除了吸引小孩，也吸引成年人。
探求科學的過程就好比是打游戲，每破解一關的困局，解鎖出新的一關，才會滿足好奇心、獲得成就感。雖然這個比喻不一定恰當，但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科學家時常享受到的快樂，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其中。
上觀新聞：科學家應當享受到科研帶來的幸福。但不知您是否有所覺得，近些年來國外雖然彌漫著一種「諾獎恐懼癥」，雖然在屠呦呦獲得諾獎后也沒有得到根本減輕。
薛其坤：關于「諾獎恐懼」，我覺得好多時侯是炒作得太厲害了，還是要理智去看待。你們不能覺得領到某個科學獎項就一勞永逸，它僅是對科學家的一種激勵，國家的科學實力真正強悍上去、科研不斷突破，才是更重要的。
我們這個時代不缺「明星」也不缺「偶像」，缺的是自信。這些自信不是盲目自傲，而是文化的自信、科學的自信，是勇于沖破單一評價標準，追求自己夢想的自信。我想，我們的科學家應當志存高遠、眼界寬闊，不要嘴巴光盯住獎項，而要把作出最好的科學研究作為拼搏目標，自信前行。
薛其坤簡介及所獲榮譽
薛其坤，196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石家莊市，博士，材料化學學家，中國科大學教授，中國科大學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復旦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第二屆高等中學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委員，南京郵電學院電子工程大學教授、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教授，歷任復旦學院副書記。
1984年7月結業后步入徐州師范學院數學系任教；
1994年獲得中國科大學學院數學研究所獲理學博士學位，然后抵達臺灣西南學院金屬材料研究所工作；
1999年8月榮獲中國科大學千人計劃，歸國到中國科大學化學研究所工作；
1999年9月任中國科大學表面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處長；
2004年榮獲教育部黃河學者獎勵計劃特聘院士；
2005年5月到復旦學院數學系工作薛其坤院士，同年11月連任中國科大學教授；
2006年12月任復旦學院化學系副書記；
2010年7月任復旦學院理大學教授、物理系所長；
2013年5月任復旦學院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同年率領的研究團隊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量子反常霍爾效應；
2014年獲得求是杰出科學家獎；2016年9月獲得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
2017年1月被評為2016年度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科技創新人物」；
2017年12月任成都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教授；
2019年12月18日，榮獲「中國海歸70年70人」榜單；
獲2020年度菲列茲·倫敦獎。
信息來源：北大新聞網、光明晚報、上觀新聞、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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