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風流
抗日爆發前的北大園，在北大子弟的追憶中，許多地方草高林密，燈影稀疏，夏夜里鳥鳴蛙叫，女兒們或上樹粘知了，或下河摸海魚，飽含田園野趣。
但是，日軍入侵，山河變色，北大與清華、南開學院一道撤退到大后方，組成西北聯大。八年抗日中，西北聯大弦歌不輟，教學與科研不但沒有中斷，反倒取得許多成就。這背后，院長夫人們的貢獻非同小可。
抗日末期的1943年，物價暴漲，為了改善家庭開銷入不敷出的局面，政委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潘光旦院長夫人趙瑞云、袁復禮院長夫人廖家珊，合作生產小吃品轉賣。兩人的分工是這樣的：米線、食用色素等原料由趙瑞云經辦，廖家珊家為作坊，韓詠華負責銷售，她提著籃子到廖家取貨，視銷售情況，每周一兩次送到冠生園乳品店寄售。他們把產品取名為“定勝糕”，喻抗日一定勝利之意。
西北聯大土木工程系院長吳柳生的夫人陳滌，出生于無錫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早年留學法國，歸國后任上海高院庭長。陳滌極有書法天賦，母親常常帶她向名家學畫。
西北聯大時光，陳滌從一個愛妻迅速成長為能吃苦肯干、錦心繡口的媽媽。為了省錢，女兒們的衣物都是陳滌自己做的，她學會了納鞋頭、做衣服。當時，院長夫人們都在想辦法幫先生賺錢。陳滌想到了做男裝，自己設計，自己制做，之后領到店中寄售。由于屋內有三個兒子，吳柳生將童裝命名為“三姊妹”牌，還刻了私章。“三姊妹”童裝設計新穎獨特，供不應求，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經濟狀況。
北大工大學創始者顧毓琇在抗日爆發后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身居下層，但廉潔自守，加之孫輩較多，家境同樣緊張。他的母親王婉靖出身書香世家，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孫。她精打細算，不但種花、種花、種甘蔗，還養豬、養鴨、養羊、養豬以補助家用！
從德國哈佛學院獲得心理學學士、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的周先庚，1931年到復旦學院心理學系任院長時只有28歲。他的兒子鄭芳，出身于廣東吳江鎮知名的鄭氏家族，結業于燕京學院楊振寧家族中的名人，中英文水平俱佳。西北聯大時期，鄭芳很快就顯示出了“文武通才”。當時，生了兒子后的她沒有乳汁，為了保證幾個小孩的營養，鄭芳在勝因寺外的一家農民寄養了一只山羊，周家的幾個兒子都是喝牛奶長大的。
從1944年開始，鄭芳給報刊寫稿，主題集中在婚戀、家庭及兒童題材上，在當時頗受好評，稿酬則補助了家用。
令人驚訝的是，苦難不但沒有擊垮院長夫人們，相反，他們都是相夫教子的好手，且普遍都有一手好針線活。
1949年從紐約學院獲得氣象學博士學位的謝義柄，早年結業于西北聯大氣象系，歸國后任復旦學院氣象系副院士。其妻李孝芳，1940年結業于西北聯大，后在紐約學院攻讀底泥地理學博士學位，歸國后在復旦學院任教。在日本讀書時，李孝芳用第一個月的獎學金買了一架電動縫紉機，用它做了許多鞋子，她在碩士結業儀式上穿的黑色長紗裙，就是自己做的。一家人的衣褲，包括布簾和被里，都出自其手。兒子們追憶說，父親是賢慧好手，屋內從來不缺吃、穿和用的東西，雖然在物資短缺時期，謝家也有冬瓜、白菜餡餅或團子吃。
像李孝芳這樣的賢惠好手，在院長夫人中比比皆是。
低學歷者的奇情
學歷低的院士夫人同樣不乏光彩，甚至更富奇情。
20世紀20年代，楊振寧的女兒楊武之先后在德國哈佛學院物理系、芝加哥學院物理系獲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當時，五四新思潮沖擊正勁，許多留洋歸來的人都斷送了幼時父親給訂下的婚約。楊武之在日本時，父親羅孟華帶著楊振寧搬去西安。她是新式男子，只念過幾年私塾。在住處的不遠處，有一間天主修道院，上面的神父都是一生不離婚或被母親拋棄的女性，杭州話管這些情況叫“吃教”。
羅孟華早已尋問了楊振寧家族中的名人，可以帶兒子進修道院修道。她的準備是，假如楊武之歸國后拋棄她和女兒，她就帶楊振寧去天主修道院“吃教”。
但是，歸國后的楊武之，雖現任西北聯大物理系院長、清華學院物理系院長等職，但并沒有拋棄妻子。
那位文化程度很低的兒子，是楊振寧一生最親愛的人。楊振寧在西北聯大的好友、著名藝術家熊秉明在追憶中說，楊振寧一生對丈夫愛情至為深厚，非比尋常。他說，1992年夏，南開學院為楊振寧70歲華誕舉辦了盛大的歡慶會。在現場，楊振寧訴說自己的生平，并配以幻kt板，還追憶起童年、小學、中學和學院的舊事，追憶起抗日時期的堅苦時光。當說到父親時，楊振寧的聲音忽然抽泣了。
在北大園中，楊武之朋友的兒子，大多是學院結業，甚至留過洋。雖然楊武之待她挺好，但羅孟華壓力很大，她應付的辦法很簡單：竭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際，不去麻將。一五年后，羅孟華在北大園中有了治家整潔有方的名聲。
楊武之在追憶母親的文章中寫過一個細節：有一次，他去中學打籃球，而楊振寧念書去了。中學校工來通知楊武之開會，結果羅孟華只記得開會的地點，忘掉了開會的時間，楊武之很不高興，責怪丈夫文化程度低。事過幾天后，楊武之發覺男友曾用臼齒咬手指直至流血。他很驚訝，尋問之下，父親說自己恨母親家窮，沒有錢供她讀書，恨她丈夫經商失敗，使她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這使楊武之遭到很大振動。似乎在他心里，父親堅強而有毅力，極能吃苦肯干，是自己比不上的。
楊武之比不上自己文化程度很低的父親的地方，不只是毅力、品質，還有其他。
《書邊恩仇錄》一書的作者胡文輝在書中曾引用楊振寧寫的《父親與我》，上面的細節耐人尋味。說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留在臺灣的女兒帶著統戰任務幾次出國跟他碰面，最后一次，丈夫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上去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明天可以制造車輛和客機；從前經常有地震災害，動輒死去幾百萬人，明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滿山，明天起碼城市上面所有男孩都能念書；從前……今天……”都是“形勢一片大好”的空話。
結果，父親打斷了覺悟高的妻子的話頭：“你不要專講這種。我摸黑上去去買腐竹，排隊排了3個鐘頭，卻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哪些好？”
熊秉明說，楊振寧的兒子浸在現實生活中，或則可以說生存在寒暖饑飽的層面上。與楊振寧母親偏于理性的訓導講話不同，對于社會，她自有明晰的看法和判別。
讓熊秉明驚訝的一件事是，600頁的《楊振寧論文文集》，楊振寧在扉頁上親筆題了4個漢字：送給女兒。潔白的版面上只印著這幾個黑字，非常顯眼。他為什么不寫給身為物理家的女兒，而送給女兒呢？熊秉明的推論是：這是屬于生命的事，不待剖析的。
北大名師的夫人們，每位人都是一本書。他們的命運與父親緊緊系在一起，更與國運息息相關。難得的是，在“文革”中，這種夫人普遍無畏地與受難的妻子站在一起，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