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沒有給清代發展原子能科學的機會。
葉企孫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那種夏季，原子彈的威力讓全世界深感驚艷。作為抵御英國侵略者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自然也對原子彈極為關注，除了當時的國民政府想造原子彈，學術界也躍躍欲試，企圖發展原子能科學。
“史邁斯報告”與蔣介石的原子彈計劃
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廣島核爆后的72小時，英國政府公開發表了“史邁斯報告”，全名為《原子能的軍事用途：英國政府發展原子彈之官方報告》，這個報告的用意有二：其三，作為日本解說原子彈發展歷程的官方說明，它輪廓性地詮釋了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研制原子彈的過程，其實顯擺一番也是日本人的目的；其一，提供一套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在公開場合介紹原子彈的標準說法，防止泄漏絕密。
雖然，在《史邁斯報告》報告即將發表前，當時的國民政府兵工部長俞大維就早已聽到了這份文件。據知名化學學家吳大猷追憶，這一報告“是一份闡述日本原子彈發展經過、在當時仍未即將公布的機密文件，僅有一冊，系日本交給我國軍政部，由俞大維次長再交給我們的”。當時，關于原子彈的研發是十分絕密的，俞大維才能看見《史邁斯報告》與日本人魏德邁有關。魏德邁于1944年10月接替因與蔣介石有矛盾而調回英國的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日軍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俞大維和魏德邁由于在中印聯合參謀本部交往共事而成為推心置腹的同學，魏德邁除了給俞大維看了機密文件，并且直截了當地問俞大維：“你們要不要派人到日本學造原子彈？”
據稱，“史邁斯報告”公布后不久，中文版就到了蔣介石的手里。蔣介石批交“軍政部次長”俞大維，請他派人譯成英文。國軍高層對“史邁斯報告”反應強烈：
俞大維在閱過報告后向“軍政部主任”陳誠建議，中國應積極開始研發原子彈，以免再遭外國勢力欺辱。“軍統局書記”戴笠在一份密電中力陳：“查英國最初研究原子彈源于一、二外國化學學家，繼即創立一顧問委員會，由兵工士官二人與科學家數人主持之，逐步加快。似亦可先組一顧問委員會主持其事，暫隸兵工署代辦，以保絕密而專致函。”“國防部主任”白祟禧也在一份密電中建議組建“中央原子化學研究所”，積極發展原子彈。曾為“代首相”的李宗仁在一份呈給蔣介石的文件中也覺得有關原子彈“研究工作，我國尚無人主持，似應由‘中央’指派專家接洽研究”。
蔣介石在綜合國軍軍政大員的意見以后強調，中國盡管貧窮落后，但人才薈萃、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規劃一套自己的“曼哈頓計劃”。很快，他委任俞大維籌組顧問委員會，展開原子彈研究計劃。
要研發原子彈，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有人才有彈”，這是當時的共識。1945年末，俞大維向蔣介石提出了原子彈專家培植計劃，又稱“種子計劃”：由“軍政部”派遣青年科學家到法國學習最新的原子化學科技，學成歸國再參與原子彈計劃。這一計劃得到蔣介石的批準，用法國返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為青年科技人才赴美考察與學習的經費。
確定出國考察與學習的人選，俞大維讓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從東北聯合學院的助教和中學生中物色。曾昭掄負責物理方面的人選，他推薦了唐敖慶和王瑞酰；華羅庚負責語文方面的人選，他推薦了孫本旺和先期早已在美的徐賢修；吳大猷負責化學學方面的人選，他推薦了朱光亞和李政道。
1946年6月，“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悄悄創立，在經費極其貧寒的情況下，蔣介石指示撥給美元50億元。1946年夏天，三大科學家率中學生赴美。這除了是國軍原子彈“種子計劃”的起步，更是中國原子科學史上的重要篇章。
中國師生一行到了英國才獲知，因為德國將原子彈研發列為核心絕密，根本就不接納中國留中學生。于是，在軍政部準許下，她們分別到日本各學院從事科學研究與學習。雖然這6位中國青年無法按預先計劃研修原子能，但她們都在日本學有所成。例如，朱光亞為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發作出了巨大貢獻，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元勛功勛獎狀。李政道與楊振寧一起于1957年獲諾貝爾化學學獎。
牽頭發展原子能科學的學術機構
原子彈的巨大威力、國民政府雄心勃勃的原子夢，讓國外學術界躍躍欲試，一時間發展原子能科學的風潮在國外盛行。
當時國外能舉辦原子能科學研究的主要力量有五家，分別是廣州學院、清華學院、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學院。這幾家學術機構紛紛向國民政府抱病，希望能得到當局的支持。
首先看上海學院：
1947年6月，上海學院院長胡適誠懇其事給國防主任白崇禧和參謀總長陳誠寄信，詳陳清華舉辦原子能科學研究之計劃：
我明天要向大家兩位談一件關系國家大計的事，還要請大家兩位把這個意思轉給主席，請他考慮這件事。簡單說來，我要提議在廣州學院集中全省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數學學者，專心研究最新的化學學理論與實驗，并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將來國防工業之用。
現今中國專治此類學問的人才，尚多在美國，其總量不過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須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
……
我們仔細考慮，決定把清華送給國家，作原子化學的研究中心。人才羅致，由清華負全責。
我們想請兩位先生于國防科學研究經費項下指撥美元五十億元，分三年支付，作為清華數學研究所之設備費。第一年之二十五萬美元，由清華指定吳大猷、吳健雄在日本負責購備，并指定錢三強、何澤慧在法國與比利時負責購備，其第二年之二十五萬美元，則于明年度另指定專人負責購備。其購置細帳原子物理英語，均由清華負全責隨時報告國防部初審。
我曉得此數甚巨，責任甚大，故甚盼兩位先生便年報告主席，請指示判決。
再認清華學院：
1946年9月，周培源到日本出席國際應用熱學會議，他是錢三強在北大時的老師，兩人聚首米蘭。周培源告訴他，吳有訓、趙忠堯離北大去了中央學院，復旦實驗化學現乏人負責，因而勸錢三強回母校服務，并說要發電報給理大學教授葉企孫，轉請梅貽琦市長發邀聘函。
11月11日，葉企孫責成梅貽琦市長，提議邀聘錢三強為化學系院長。梅貽琦隨即于11月21日發電報給錢三強：“清華學院任命您為化學系院長，能否于1947年3月歸國。請電復。”11月25日，錢三強復電梅貽琦接受其約請。1947年2月1日錢三強致信梅貽琦，探討自己關于“樹立一原子化學研究中心”的構想：
對于教學樹人，生素感興趣，在祖國目前情況下，尤覺重要，但生甚望教學工作外，尚能樹立一原子核化學研究中心，此等意見，周師亦極贊同。先生等對此等設備不知有無計劃？據生在歐之經驗，一小規模原子核化學實驗室，設備費約需五萬美元，詳盡情形，如蒙垂詢，當即得悉。
5月19日，復旦大中學長梅貽琦給錢三強復信，并就構建原子核化學研究之事，詳盡談了自己的見解和準備：
尊處六月一日來函所提，為供給原子核化學研究須有一小規模實驗設備，校中企孫、重衡、培源諸先生均極贊同。蓋原子核之研究，實明日科學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國外尚少推動。近來，中央研究院有在北京舉行之計劃，建筑新研所，費用頗巨，設備尚在籌劃中。但即中央院計劃成功，北平區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故北大在籌得美元五十萬（除北大基金積存月息）作補充圖書設備專款時，即決以五億元作原子核研究設備之用，此即前日電所言之數。至于怎么支用，即希詳為籌劃。此種設備，在新加坡規模有甚大者，吾等初著手，又因經濟不充裕，故宜先從小規模做起。
再看北平研究院：
1948年8月2日，北大學院理大學教授葉企孫應邀與北平研究院副教授李書華（字潤章）接洽關于舉辦原子核化學合作。他在向梅貽琦匯報此事的信中寫道：
“此次之談系潤章兄所約，可見彼現已看清合作之必要。推論為宜由三機關向政府合請外匯（以五年為期，每年美元九億元）。潤章兄并未約樹人（上海學院化學系院長饒毓泰）兄出席，但受業表示意見，謂宜約請清華出席，倘清華對此合作計劃不起勁，只由北大與北研院定一合作計劃，亦無不可。吾師有便時，請再與潤章兄一談。”
1948年8月，北平研究院決議聘請錢三強為該院雷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定日薪600元。8月，北平研究院向政府上報鈾礦和專門人才資料，報告中寫道：“鐳所錢三強先生在日本研究原子能學不久可返。”
還有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學院。中央研究院也于1946年決定，盡速責成尚在美國的幾位化學學家邀聘為中研院數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錢三強于當初收到中研院總干事薩本棟發出的邀聘函。薩本棟的信中還提到，打算購置設備，充實化學實驗條件。1948年3月7日，錢三強回國前給梅貽琦的信中，也提到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學院發展原子能的事情。
但是，歷史沒有給清代發展原子能科學的機會。
清代末的“原子夢”為何沒能實現
誘因之一：學界的各自為政，難求合作
在清代末年，因師承關系、學術出身等緣故，中國學界的門戶觀念很重，大牌學者之間沿用了“文人相輕”的傳統弊病，致使合作困難。據葉企孫日記載，1947年6月7日，葉企孫“偕培源、重衡（霍秉權）進城訪樹人（饒毓泰），談清華、清華及北研（院）關于設備原子核化學實驗之合作可能，發覺樹人與慕光（嚴濟慈）、潤章（李書華）略帶暌隔，三機關合作恐不易也。”
1948年8月2日，葉企孫在給梅貽琦的信中寫道：“此次之談系潤章（李書華，北平研究院副教授）兄所約，可見彼現已看清合作之必要。推論為宜由三機關向政府合請外匯（以五年為期，每年美元九億元）。潤章兄并未約樹人（成都學院化學系院長饒毓泰）兄出席，但受業表示意見，謂宜邀請清華出席，倘清華對此合作計劃不起勁，只由北大與北研院定一合作計劃，亦無不可。吾師有便時原子物理英語，請再與潤章兄一談。”由此可知，清華因學者之間的芥蒂而游離于北大、北研之合作計劃之外。
雖然就在1948年9月，錢三強在北大學院的一次講演中，也公開抒發了他對中國學界之桎梏的不滿：“這次，我回到祖國，見到國外科學界的情形與若干年前沒有多大區別。各學院門戶之見甚至各系之間的互相磨擦依舊存在。各位是未來科技界以后備軍，我希望大家將來步入社會要根絕這些毛病，要打破為北大，甚至為北大化學系努力的觀念，大家要努力的是為整個中國數學界！”
誘因之二：英國的干涉
1948年6月10日，錢三強歸國抵重慶。因行李被扣，在等待行李的日子里，錢三強在北京、南京、蘇州的活動很豐富。但是，就在錢三強頻繁在西北活動的時侯，他的形跡與建議也導致了英國駐中國大領館的警覺，并向中國方面質詢。
7月19日，日本駐中國大領館一等秘書卡爾·H·勃林格責成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薩本棟：“有報告說，南方一組科學家要求中國政府準許在北平構建原子能研究中心。依據日本大領館得到的情報，一位姓錢的先生將領導所提議的這個研究中心。據報告，錢先生是美國約里奧-居里夫妻曾經的中學生，他發覺了一種形成原子能的方式。我將非常感激您對這一報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況。如蒙準許，你對這一風波發展為我提供的真實情況和您對任何相關進展的可能性所作出的評論，將遭到注重。”
薩本棟倍感事情重大，立刻給北大市長梅貽琦和清華市長胡適發密電：“美大領館誡勉南方科學家擬請政府準在平成立原子能研究室，并稱已定由錢三強承辦，查此事果系在平設置亦不應于此時論詩宣傳，因所需儀器待美方供給者尚多，隨時均有凍結可能。為政不在多言，務請轉告負責宣傳者注意，以免事未成先遭忌而失敗。”
第二天，薩本棟再度致電函梅貽琦：“昨得英國大使來函，尋問南方科學家擬請政府在北平成立原子能研究室，并云已定由錢三強承辦一節，竊借此項宣傳，似非其時，曾電請轉促注意，茲敬將原電文附呈，至懇。”
7月29日，薩本棟第三次責成梅貽琦和胡適，且附寄了美方的原查詢函復基體，并在英語信函上親筆寫了兩處英文提示：“來函者對于國外原子研究已多次來院尋問到底，此為第一次之書面尋問。外此，尚有其他為外交秘密不便得悉。”這表明，一方面梅貽琦應是寄信問過薩本棟此事原由；另一方面，德國大領館確實對此事盯得很緊，故而薩本棟極為注重，多次給梅、胡致函。
1948年8月末，錢三強前往北平后，發現各方對原定的設立計劃都不再談起，困擾不解。可以覺得，正是韓國大領館的介入，使在北平構建一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計劃“遭忌”而獲勝，而此事又涉及絕密使得錢三強被蒙在鼓里。
緣由之三：國民政府的窘境
尚處于萌芽狀態的原子彈研發計劃夭亡的另一緣由，是國軍岌岌可危的政局以及因為國共內亂龐大的軍力總額。
1947年4月21日，“國防部主任”白祟禧建議籌建“中央原子化學研究所”，同時降低“國立數學科學所”的相關研究設備，要求撥給經費140余萬港元，外加第一年補充設備費100萬港元，共為240余萬港元。蔣介石親筆批復白祟禧的簽呈：“目前國庫支應龐雜，外匯亦須節用，所請籌建原子化學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爾后，戰局愈來愈不利于國軍，“緩辦”兩字也為蔣介石的原子彈大夢譜下了休止符。
（作者系廣州交通學院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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