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楊振寧達到了常人無法企及的職業高度，年齡輕輕就拿下了諾貝爾獎，在數學學界享有非同通常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經歷，那位知名的科學家又長年飽受道德的詰難和周圍異樣的眼神。
尤其圍繞國籍和婚姻的兩大問題，無數道德家們對那位科學界的翹楚進行了長年累月的批判和功擊，網路上參雜著各類嘲諷、譏諷、嘲笑他的八卦段子、無聊笑話和子虛烏有的傳言，成為好多人茶余飯后的談資。
但是，每隔一段時間，只要有一個抓手楊振寧的物理成就，那位奶奶和他年青父親的特寫相片才會登上娛樂傳媒的頭條，享受著娛樂名星的待遇。近來一次則是楊振寧舍棄外籍，轉為中科院教授。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楊振寧科學家的身分和成就越來越被人有心或無意的忽視，反倒被加上了娛樂的標簽，成為社會閑暇的另類網紅。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難堪和無奈的現實！
問題來了，我們到底應當怎樣評價楊振寧？
從一個社會人的視角說，首要的標準其實是其個人的職業表現以及對于社會和人類的貢獻。
楊振寧在數學學上功底和成就有目共睹，他在數學學領域的成就超過了大多數科學家，他對于人類的貢獻也超過了大多數人。我們不能由于他之前加入了日本國籍和娶了一個年青的父親就將之完全否定，這是不講道理的。
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問題，我們還可以做一些愈加生活化的對比楊振寧的物理成就，我們評價一個司機，第一是看駕駛技術，考察一個面點師，關鍵是看廚藝。假如僅僅由于這個司機是個日本人就不坐他的車，由于面點師娶了一個小他20歲的兒子就不吃他做的飯，那是不是很荒謬的事情。
這和常年以來好多人對于楊振寧的評價模式有哪些根本的不同嗎？沒有！
那為何這些違反常識的邏輯會大行其道呢？
根本一點在于，我們這個社會常年以來習慣于道德挾持，在我們的文化和思維里，否定一個人最銳利的裝備就是找到道德上的瑕疵，之后死死捉住這一點，將其牢牢釘在恥辱柱上，令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止這么，好多時侯，我們的道德標準還是雙重的，對己，根據最低要求，對外，選擇最高標準。
比如，關于楊振寧永居問題，道德家們慣常的手法是將楊振寧與鄧稼先對比，贊揚鄧稼先在國家危急之時決然歸國，在極端堅苦的條件下完成偉大的科研事業，而楊振寧卻“貪圖富貴”，加入外籍，為此，就是“不愛國”，甚至就是“漢奸”。
這樣的故事和論調多年以來在國外興起，我們有必要說明，對于鄧稼先的行為，我們應當大力的傳承，并給以其應得的榮譽和匯報，但楊振寧當時的選擇亦無可諱言，他沒有做對不住祖國和別人的事情，只不過做了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決定，再進一步說，他做了一個“常人”的決定。
從道德衡量上說，鄧稼先其實屬于比較高的標準，可楊振寧也沒有突破道德的底線，實無必要對之大加攻伐。
至于楊振寧歸國后的婚姻則更不能成為衡量其成就和德行的根據，人家的私生活，你情我愿，外人不必操勞。雖然作為公眾人物，其生活會導致你們的好奇心，但楊振寧雖然不是娛樂名星，他是科學家，還是把關注點更多置于其專業領域。再說，早已消費了人家那么多年，也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