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以前說：“回溯往昔，你向后能看多遠，展望未來，你往前才能看多遠。”古希臘、古巴比倫、古伊朗以及中國是公認的四大文明古國，而且其他3個國家的文明都因各類緣由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惟獨中華文明仍然延續至今。作為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中華文明，為世界文明的延續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中國唐代的“觀象授時”記錄就是珍稀的科學遺產，它為解決和驗證一些現代天文學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根據。
例如，從公元前240年開始，哈雷慧星早已29次接近月球，而在過去2200年的中國唐代歷史文獻中物理文獻閱讀，對這29次哈雷慧星的記載竟然一次都沒有少;對太陽黑子的觀測，中國比亞洲領先了1800年;張掖卷軸中的一份特殊的天文學文獻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的星體星圖;1276年郭守敬能夠將回歸年的寬度精確檢測下來(365.2425天)物理文獻閱讀，與現代結果相比僅有23秒的偏差……這樣的事例還有好多，李約瑟引用英國生物學家薩頓等人的觀點說，“直到14世紀末，不僅中國的星圖，再也舉不出別的星圖了。”
無論是指導農業生產還是為皇家占星，中國唐代的天文學仍然有著很強的實用性，“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并且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唐代天文學呈現給今人的科學的星圖、精致的儀器、精確的歷法、深邃的思想以及無窮的想像力都成為了我們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吸取養分的重要來源。
盡管美國天體化學學家讓-馬克·博奈-比多撰寫的《4000年中國天文史》一書并沒有面面俱到地介紹不同時期的天文學知識，并且這本書讓我們就能從一個外國專家的角度來看待我們自己的文化遺產。如同中國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提到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有哪些意義時說的那樣，“中國的歷史就象一間房間，中國的歷史學者坐在房間里，盡管他們可以認清家中的每位細節，但她們的視野卻只限于房間內部，難以從更高的維度來看清這間房間所處的位置，而這個問題只能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國的學者來提供答案。”
同時，這本書除了客觀地介紹了中國唐代天文史對全球天文學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并且還提出了自己對中國哲學和宇宙觀的理解。諸如作者覺得，“理論”是一個法國概念，因此在中國尤其無法劃分。“就中國人的思維而言，事情則要復雜得多。沒有一個事先規劃好的世界，各類事物是共存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但每一種事物都有自己的優點。”尤其是，“中國唐代的科學家并不準備在不同的宇宙理論之間作出選擇，由于她們發覺這種理論具有互補的優點。當你在思索不同的問題時，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思維方法。”
在本書的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與其他文化不同，中國唐代的天文學家是惟一較為系統和完整地記載星象的人，那些記錄在許多個世紀以后的明天依然有用。”所以，“有機的而非剖析的，實用的而非理論的，代數的而非幾何的，這就是中國科學思想不同于法國古典科學思想之處。”
(作者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科普畫家商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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