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陳赟（華南師范學院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院長）
與當下諸多版本的《莊子》相比，楊國榮先生《莊子內篇釋義》（中華書局2021年版，以下簡稱《釋義》）提供了一某些具一格的《莊子》解讀版本，其特征是以哲學的方法讓《莊子》說哲學。《莊子》采用了寓言、重言與卮言的言說形式，既內涵“詩意地說”，也包括“敘事地說”，但在這個“世界圖象”（即世界通過世界觀而呈現自身）的現時代，這兩種言說方式都早已未能滿足于人們業已理智化的心智與精神的要求。在這些情況下，讓《莊子》說哲學就變得非常重要，“說哲學”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所說的是哲學，二是以哲學的方法說，二者結合就是以哲學的方法說哲學。它是在普遍性的哲學義理層面提煉并推動對《莊子》的哲學化理解，并將這些理解引入到現代哲學的智識背景中，這意味著，不是《莊子》文本在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的原本意思，而是它對于現時代我們的意義，構成《釋義》的關切所在。以“內容”與“方式”的雙重哲學化視角切入《莊子》，之所以困難與少見，乃是由于它要求從事這些活動的作者本身就是哲學家，惟有在哲學家哪里，精典文本的演繹本身才是一種哲學活動本身。本書作者是當代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有“具體形而念書”的系統性理論建構，從哲學理論高度演繹《莊子》，相對于從著述至辭章再至義理的“自下而上”進路，本身就是一種“高屋建瓴”的方法——畢竟惟有哲人才能真正理解哲學，而以哲學家身分展開的《莊子》詮釋方法本身，也同時是哲學的展開形式。這一點恐怕構成了《釋義》最突出的特征。
莊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見白鰷魚游玩從容，因辯論是否知魚之樂，后遂用“濠梁觀魚、濠上觀魚”等表示逍遙游樂。清·金廷標《濠梁圖》資料圖片
《莊子內篇釋義》楊國榮著中華書局
化“詩意地說”“敘事地說”為“邏輯地說”
在《釋義》看來，哲學家說哲學的方法有多種，包括“詩意地說”（以形象性的描述和意象的形式言說）、“批判地說”（注重對現實的批判性考察）、“思辨地說”（重視形上或超驗的維度）、“邏輯地說”（關注方式層面的邏輯剖析）。“作為哲學家的莊子既擅于詩意地說，也擅長敘事地說，通過對人物的形象描述以抒發某種觀念，并提出內在的哲學問題”，有時“詩意地說和思辨地說常常結合在一起”，這促使《莊子》的思想“既有思辨的構造，又飽含了想像和意象，兩者的交錯構成了其言說形式上的個性特征”。這是《釋義》對《莊子》言說形式的掌握。莊子曾喪亂其言說形式為“三言”（卮言、重言、寓言），卮言是應對象之變化而急劇變化的言說形式，它防御的是融化化與教義化的言說；寓言則是以此喻彼的間接性言說形式；而重言嚴格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多注重角的聲部交響式言說形式。《莊子》“三言”可有兩種理解：一是以寓言為首，指出整個《莊子》言說的意象性質，一是以卮言為主，指出言說自身的流動性以及隨言說內容而采用相應言說形式的靈活性。“詩意地說”與“敘事地說”則是現代哲學場域對《莊子》言說形式的概括。“詩意地說”強調想像力、審美與象征等方法對言說的滲透，而“敘事地說”則聚焦于講故事的形式，來闡述哲學的義理。
無論是“詩意地說”，還是“敘事地說”，都不是立足于概念的論證性言說。而此書與眾不同的特色就是開掘或重塑《莊子》的哲學性：一方面要實現一種轉化，化《莊子》自身的言說形式為“邏輯地說”；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義理之邏輯重建形式展現《莊子》哲學的論辯特點。
《人間世》論“心齋”，提到“聽”的三層次，即“聽之以耳”“聽之以心”“聽之以氣”，在作者這兒則被轉換為掌握世界的感性化、理性化、直覺化三種形式。對于《莊子》思想中的“命”，作者提煉出兩方面的涵義：從最通常意義上它表現為某種必然趨于講儒道佛最好的書，人力難以改變；另一方面，“命”被視為適然、包含碰巧之意。而必然與適然，都與自然相合。《莊子》一再指出的“知其不可怎奈而安之若命”，被剖析為以順乎必然為指向，同時又安于適然、合于自然。對于《莊子》哲學中的“自然”，《釋義》一針見血地點出其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內在自然，即人的天性，未經文明改建的本然之性，一是外在自然，即仍未人化的本然世界，因而將對于《莊子》具有歸宿意義的“逍遙”之本質概括為順乎內在自然與外在自然，即自由與自然的合一。
佛道比較與思史合一的深層視野
佛道的差異被引入對《莊子》的演繹中，兩者分別被提煉為仁道原則（注重歷史文化的創造與文明的延續）與自然原則（注重反文明或前文明的原始混沌或本源的統一性）。與此相應的是道家對理智的顯現和《莊子》對直覺的指出。儒學指出類的延續，個體融入歷史過程中的文化創造，強調社會性與人道的價值，而《莊子》則注重生命的自然延續，展現對人間價值的趕超。道家以“事”解“物”，“事”表現為人的有意識的活動，是人之所“為”或人之所“作”，以“事”解“物”意味著將自然之物列入人文之“事”的過程中，即所謂自然的人化。但道教則反對人為之“事”作用于自然之“物”，不以人的活動代替作為自然對象之物，展現的是順乎自然，不以物為事。學以成人是道家思想關注的重要內容，“學”與世間人倫價值密切相關，但《莊子》所理解的學主要是順乎自然、合乎天性。道家所理解的德，是社會規范以及社會性的價值系統，而《莊子》之德則以合乎自然為實質內容。
不難看到，佛道辨別構成了本書的深層視野。佛道兩家是中國哲學史上的兩種思想形態，以此兩種思想形態的深層比較來詮解《莊子》，這本身早已彰顯了思史合一的視野講儒道佛最好的書，前者凸顯為即哲學以說哲學史、即哲學史以闡述哲學。以這些方法，《莊子》的個別思想與觀念，可以在哲學的歷史展開與不同類型方式中得以定位，因而賦于思想本身以義理上的脈絡性，以彰顯思與史的互動與交滲。
以哲學解哲學的平視形式
哲學文本的解構本身有多種方法，而不同的心態關聯著不同的介入方法。以信仰的形式去詮解本文，意味著“仰視”，此方法其實內涵對文本的尊重，但同時也將攜帶教條化理解。另一種理解方法可以稱為“俯視”，正式文本作為進化鏈條上的傳統環節，古典文本的解構活動本身成為確證現代人的材料，這些理解從本質上消解了精典詮釋的意義。與此不同，《釋義》采用的是哲學家理解哲學文本的“平視”方式，直面哲學思想本身，正者還其為正，非者歸其為非，使之各得其所，這本身就是一種辨證法的“綜觀”視野。
基于“平視”的切入形式，《釋義》呈現了《莊子》哲學中少有人注意的層面，例如發覺了“有道”與“有德”的不同，惟有化道為德，能夠成就主體的精神修養，而修養的過程就是從外在的“合乎道”，轉化為內在于個體的“德”的過程。平視的另一方面則是批判與檢討。莊子并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具體個人，他在有所見的同時也就不能不有所蔽。《釋義》在討論《莊子》對“用”的理解時，肯定了《莊子》對外在價值與內在價值的分辨，無用于外物者而常常有用于自身，因而《莊子》之所見在于對內在價值抒發了肯定。但是，《釋義》同時告訴我們，《莊子》過于指出無用之用與內在價值，而忽視人的能力和創造性，前者均屬于外在之用，這引起了《莊子》對用與無用的想法過分悲觀。《釋義》看到，《莊子》對文化與文明的正面價值難以給以充分關注，對人的目的性活動及其意義，欠缺適當的定位。《莊子》基于原始的統一性來齊物的思想，源自思辨的設定，而不是根植于社會生活及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生產的普遍性。
綜上所論，楊國榮先生的《釋義》作為以哲學家解釋哲學文本的作品，具有明顯的哲學特色，它本身就是哲學的展開，這使其對文本達到更具有本質性的觀看。《莊子》一方面說“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這意味著惟有先哲能夠理解哲學，另一方面又有“知音其難”的感慨：“萬世以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涕泣遇之也”。作為哲學家的莊子雖然在熱切期待與千年以后的哲學家對話。而《釋義》一書不就是這樣一種發生在哲學家與哲學家之間的對話嗎？
《光明晚報》（2021年08月23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