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海森堡”只屬于一位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而沃爾特·懷特是一位化學家，他為何選擇“海森堡”作為自己的綽號呢？
這個問題回到影片的片名上。“Bad”是美國南方的俚語，意思是一個人離開大路，走進一條小路。譯成“The Point of No ”更為合適。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在常人眼中，正處在“不歸路”上。
海森堡一生中有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他是量子力學的主要創始人留學之路，哥本哈根學派的代表人物，193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但同時他也是希特勒原子彈計劃的總負責人。
要解答“老白”這個綽號的含義，必須從這兩件事說起：
1、海森堡對原子彈的科學研究是否不公正？
德國比盟軍更早開始研究原子彈，但最終沒有造出來，根據戰后的資料分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負責人海森堡在計算鈾235的臨界質量時出現了極其嚴重的計算錯誤，拖慢了德國原子彈計劃的進度。
戰后，海森堡辯稱，他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原子彈引發的道德問題，是故意失算，工作被動，有意無意地夸大了制造原子彈的難度。曹天元的《上帝會擲骰子嗎？——量子物理學史》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海森堡看來，原子彈“本質上”是邪惡的，不管它是為希特勒服務還是為別人服務。戰后，西方科學家普遍仇視海森堡。后來海森堡訪問洛斯阿拉莫斯時，那里的科學家拒絕與他握手，因為他是“為希特勒制造原子彈的人”。這在海森堡看來是一個巨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真正制造原子彈的人”拒絕與他握手！也許在他心里，盟軍科學家應該比他自己受到更多的道德譴責。但顯然在后者看來，只為希特勒制造原子彈才是邪惡的。如果研究這種武器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那么這是非常正義和道德的。
共同開創量子物理學的科學家們因政治原因分道揚鑣。
若以此為背景，編劇用海森堡作為老白的代號，是因為他們二人在科學道路上都陷入了道德困境：
沃爾特·懷特一開始并沒有想傷害任何人，他只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做一個安靜的制藥商，如果沒有人干擾他的工作，他就能實現事業、家庭和社會的平衡。
我們不應該僅憑學術成就來評判科學家嗎？為什么要把政客們要考慮的事情強加給他們？或者：如果一個人只是在家里默默地利用自己的天才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東西，而警察卻在追捕他，威脅他和家人的生命，誰更可惡？難道只是因為那東西是毒品嗎？
2. 海森堡應該因為他的愛國行為而受到譴責嗎？
但后人并不認同海森堡的自我辯護。許多事實證明，海森堡在研究原子力時確實是真誠的，他在計算中確實犯了錯誤。戲劇《哥本哈根》虛構了海森堡和他昔日的同事、后來為盟軍效力的量子物理學家玻爾之間的以下對話：
戲劇《哥本哈根》中海森堡與玻爾的對話
海森堡： 波爾，我必須知道！我必須決定！如果盟軍正在制造原子彈，我該為我們的國家做出什么選擇？ 你說人們傾向于認為弱國的公民愛國心較弱。是的，但人們更容易誤以為物理學家曹天元物理學家曹天元，一個恰好站在正義對立面的國家的人民會不那么愛他們的國家。 我出生在德國，德國養育了我。德國是我童年的面孔；在我跌倒時扶起我的手；鼓勵我、引領我前進的聲音，以及與我保持親密并與我交談的心。德國是我喪偶的母親和需要幫助的兄弟；德國是我的妻子；德國是我的孩子。我應該知道我為他們選擇了什么！再次輸掉戰爭？
博：親愛的、善良的海森堡，我們沒有給希特勒提供原子彈！
海森堡： 你也沒有朝希特勒扔。你朝任何你能扔的人扔。街上的老人和婦女、母親和孩子。如果你有時間，你就會朝我的同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們扔。
如果按照這個背景來算，《絕命毒師》中海森堡的代號或許是基于以下幾點原因：
盟軍科學家制造出超級殺傷性武器，以正義的名義載入史冊；而海森堡有意無意地并沒有制造出原子彈，卻始終徘徊在“納粹科學家”的陰影下。
就像盟軍科學家為制造原子彈找到了正義的理由一樣，沃爾特·懷特，也就是海森堡，也一直在為自己的制毒行為尋找合理理由，但前者成功了，后者卻陷入了“邪惡”。
3.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
海森堡對量子力學最著名的貢獻，就是他的“不確定性原理”：與宏觀世界的物理規律不同，在微觀世界，由于測量行為本身可以改變被測量對象的狀態，一個粒子的位置和能量不可能同時被準確測量出來。位置測量得越準確，動量測量得就越不準確，反之亦然。
量子理論的哥本哈根詮釋認為，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取決于觀察本身，著名的“薛定諤的半死貓”就是基于這一理論延伸到宏觀世界的悖論。
讓我們換個角度看，如果販毒合法，整個市場就像煙草和酒精一樣是完全競爭的商品，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
毒品與其他犯罪不同，毒品只會損害吸毒者的利益，不會影響其他人或社會。毒品引發的犯罪行為——暴力、團伙等，都是禁毒引發的次生犯罪。我們可以說吸毒相當于人類自殺，但毒品的惡，是禁毒激發的人性惡。
《絕命毒師》中，沃爾特·懷特有一個天敵，那就是他的妹夫漢克，一個似乎是正義化身的緝毒警察。他追捕海森堡兩年，卻總是慢一步。但讓我們想想，他殺的人比沃爾特·懷特少嗎？
因此，海森堡這個名字似乎時不時地提醒著我們一個問題——
我們更公正、納粹更公正，還是為了對抗納粹而制造的原子彈更公正？
毒品和禁毒激發出的人性惡是否更加惡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