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交大科技史與科學文化”微信公號
作者|余智敏
采訪整理者按
楊玉良，高分子物理家。1952年生于四川省海鹽縣，1965年考入北京格致學校，1968年作為知青回鄉務農，1969年兼任赤腳大夫，1974年作為工農兵學員入清華學院物理系高分子專業學習，1977年結業并留校工作。
1984年，在清華學院材料科學系獲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個高分子科學博士。1986—1988年，留學日本馬職高分子研究所，從事固體NMR和高分子科學研究。
1988年回到清華學院工作，1993年晉升院士，現任清華學院材料科學研究所副主任、高分子科學系首任系院長、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組長、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開發中心所長。1999年任清華學院副院長。
2003年連任為中國科大學教授。2006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科長、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處長。2009—2014年任清華學院院長。
在采訪中，楊玉良教授主要述說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同時，作為老清華人，楊玉良教授述說了印象中的清華學院，以及兼任副主任、校常年間為清華學院的發展所做的努力，并對她們這一代人作了歷史定位。
楊玉良教授2019年8月22日余智敏攝
●受訪人：楊玉良
●訪談整理者：余智敏
●訪談時間：2019年8月22日
●訪談地點：清華學院物理樓
01
糧食短缺的年代
余智敏（以下簡稱余）：楊教授，您親歷中國現代史上的多件大事，捉住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機遇，同時作為老浙大人，您也見證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清華學院的發展歷程。我很想請您說說您的人生經歷和思索。
楊玉良（以下簡稱楊）：
好的。我于1952年生于廣東省海鹽縣的一個叫澉浦的小鎮，下中農出身，家里很窮。家里沒有人受過高等教育。
1958年吃大飯堂的時侯，我早已六歲了。所謂的吃大飯堂，就是居民把家上面所有的糧食和大部份的生活用品都交給生產中隊，生產分局辦一個飯堂，你們統一在飯堂喝水，也不用收錢。
曾經你們都把糧食省著吃，說是“忙時干，閑時稀”，到了青黃不接的季節，還要用芥菜、蠶豆還有南瓜作為補充。
并且你們放開腹部吃，我印象中最多只吃了兩三個月，交起來的糧食就都吃光了，之后就是嚴重的乳品短缺。
我爸爸在北京紡織廠里當工人，雖然父母生活已然很困難，但每位月還是會寄一斤巧克力回去。這個巧克力上面有一定的面條成份，其余的恐怕都是草的粉，再加點兒甜蜜素，吃上去很硬。
我上幼兒園的時侯，念書前父母總會在我的大衣口袋里塞兩片薄餅，從我家到派出所的幼兒園，小兒子走路大約要十分鐘，路途中我的巧克力就被偷掉了，小兒子們都餓。
五年困難時期，外縣的人到我們公社來辦展覽。我們鎮上有個文廟，城隍廟里頭是空的，大士的銅像也都沒有了，但這棟房屋還在，于是就作為我們生產中隊舉行活動的場所。
這個展覽的主題就是告訴你們哪些東西能吃，哪些東西不能吃，哪些草加上哪些東西要如何弄就可以食用，主要是普及這些“知識”。
但凡可以吃的“食品”就做了展品，展覽結束后，下午把門關上，第二天打開門一看，所有的展品全都沒有了。有人白天翻墻進去偷食了所有的展品。快七歲的時侯，我就來到了北京上學。
02
在北京上學
余：您為什么去北京讀書？
楊：我爸爸是北京紡織廠里的機修工。那時戶籍制度剛才構建，沒有管制得很嚴，母親、母親和我都在北京。兩年困難時期要動員返鄉，我父親帶著我回了鄉，后來按新政父母可以留一個孫輩在身邊，這樣我就從故鄉再回到了北京讀中學，我父親和我弟弟、妹妹都還在農村。
余：五年困難時期，北京的糧食情況怎樣樣？
楊：北京比其它地方好一點，但同樣是糧食嚴重欠缺。不少老家的人到北京，投親靠友。我家14平方米的房屋，起碼住了10個人，地上全都睡滿了。
我和爸爸兩個戶籍，沒有多少定量的分幣，到最后爸爸沒辦法，就在家門上貼了一張字條——你們可以來住，但若果大家有分幣的話，最好把分幣帶來。
余：您老爸是哪些樣的薪資水平？
楊：我爸爸是技術工人，薪水算是比較高的，一個月大約是八九十塊錢。
而且我媽媽、姐姐還有弟弟在農村，還有我的父親母親，一大伙子人都是要靠我媽媽養活。
母親每位月薪水發出來后，留出我們在北京要用的錢外，其余的都要寄到老家去。這樣出來，一個月里我們有好多天缺錢。
兒子廠里專門設有“互助基金”，這個是工人們自己組織上去的。“互助基金”就是工人們薪水發出來后，交幾塊錢到“互助基金”，假如到年底有誰錢不夠用，就可以從“互助基金”里借，等到下個月發薪水的時侯，上個月借的錢就直接被扣掉。雖然我媽媽薪水還可以，但我記得總歸是半個月了，我爸爸就要到“互助基金”去還錢。
余：那您就在北京讀了高中？
楊：對，我在家附近的榆林中路第二小學讀書，它是一所十分普通的私立高中。上課的話，每晚只有半天課，剩下的半天，老師把中學生分成一個個小組，大約五六個人一組，這個叫“家庭學習小組”。你們住的地方都離得不遠，五六個人中誰家稍為寬闊一點，你們就到他家去，之后弄些凳子，用塊板在地上鋪一鋪就在他家里做作業或則備考，當然也就玩一玩。
余：您在中學的學習情況是如何的？
楊：我在中學是不太搭腔的，綽號就叫“小男孩”，成績大約也就中上水平，到了十年級，我的成績就十分好了。
到十年級，要考中學，不同的學校都可以考，格致學校離我家并不是很遠——從福建路湖北路出發，順著山東路仍然走到接近人民廣場的地方，就是北京市格致學校。
還有其它的一些學校，例如光明學校也在我家附近，在拉薩路，是一所挺好的小學。光明學校主要是以工科見長，而格致學校以物理見長，所以我就選擇考格致學校。
03
知青回鄉，當赤腳大夫
楊：進了格致學校后，一年級上完，“文革”開始了，中學開始罷課。那時出身成份好的人自然而然就是紅衛兵，我加入的紅衛兵組織屬于廣州的“保皇派”，后來我就沒出席任何其它的了。
“文革”開始后，我爸爸在廠里也挨斗，說他是技術權威，他似乎是修紡織機的，完全自學成才。當時《人民晚報》、上海《解放晚報》經常會發套紅的社論，母親怕我出去出席這種運動，就讓我每晚在家里把社論抄一遍。
余：那種時侯復課成功了嗎？
楊：沒有，罷課后還不到三年，我就下鄉去了。下鄉前我有一個機會，就是去參軍。參軍要求體重最低得有90斤，但我只有89斤，體重不合格，我就只能下鄉。
還有就是，1968屆分配的時侯，經濟狀況很差，廣州市不可能提供任何工作位置，這屆中學生100%下農村，這叫“一片紅”。母親不放心我去其它地方，這么我就回老家去做農戶了。
余：您下農村的生活是怎么的？
楊：剛下農村的時侯，通常正常的一個女性勞動力，根據“大寨式評分”，可以評到10個工分，但我只能評到6分，由于我下鄉時的臂展是1米46—1米48左右，他人看我長得瘦弱，也沒有真正干過勞作。
等到我后來離開農村時，我的工分才達到9分。那時收入很低，我爸爸每月在北京有薪水，總歸是寄點錢回去，日子還算能過得下去。
當了一年多的農戶之后，生產中隊的人就叫我當赤腳大夫。我到外縣培訓了倆星期，得到了一本紅皮書《赤腳大夫指南》，回去就做了赤腳大夫。
當赤腳大夫比單就當農戶好一點，它相當于半農半醫。秋收時，我們除了要下地干活，還要去各個生產小隊給居民看病。
我們生產派出所有七個生產小隊，我每位隊都要跑，下午等到你們出工了，我就先到一個生產小隊去幫忙看病、配藥，弄好之后，背上藥箱，騎上單車，再到另一個生產小隊去。
我騎單車的水平很高，背著藥箱，哪怕是很窄的牛棚的柴扉，只要車把手能過，能夠穿過去；山坳上我也能騎，哪怕是遇見一個田里放水的豁口，騎的時候車把手一拎也就過去了。那時侯我能耐很大，早已18歲了。
余：您才18歲，您去給他人看病，他人信得過嗎？
楊：那時農戶也沒有其它地方可以看病，并且找我們看病不用付錢。我們生產派出所有將近900號人，每人一年上交一塊錢，合上去的近900塊錢就是合作醫療站一年的經費。
付掉配給的抗生素、鏈霉素、土霉素和磺胺類的藥丸費用，900塊錢里的一部份還要花在買吃藥和推拿須要用到的東西、一些內科放療須要用到的紗布之類的醫療用具，還有生理鹽水這種東西上。
一些藥須要我們到山起來采，每次大約要花兩天時間。麥收或麥收結束后，勞作也不是很忙，每位生產小隊的衛生員會被叫來一起去上山采藥。
我們每位生產小隊有一個衛生員，總共有7個衛生員，都是由我來管理。藥采回去之后，第二天把該做的事情做好，例如說要把中藥煮熟、切短等等，存上去備用。
余：您之前沒有學過醫學方面的知識？
楊：我去外縣培訓了兩個星期，但是平常也一定是要看書的。
蘇州離我老家不算太遠，哪里有個杭州衛生中學（職高），剛好我媽媽認識一個人，他早已在衛生中學上完學，通過他，我領到了一套她們念書時的教材，它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這一套教材里有生理、病理、藥理和臨床等分冊。那時村里還沒有通電，看書就用一個煤油燈，燈里面閃著像花生一樣大小的一粒火。
“文革”中也找不到其它書可以看，只有馬列專著、毛澤東專著。我印象最深的有兩本書，一本是艾思奇的辨證唯心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普及書籍——《大眾哲學》，一本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我還看了列寧的《哲學筆記》，馬克思的《數學原稿》等等，也不一定能讀懂，一本書就翻來覆去地看。
我們醫療站主要是負責治療一些常見病、配中草藥、進行推拿和做一些大型放療，有點像戰地診所，沒有放療器械，我們就自己做。
消毒就是弄個茶桶，把醫療用品放在上面煮。假如有稍大一點的放療，雙人帳子往樓頂上一掛，上面就開始動手術，做放療用的帳子也置于鍋上面蒸過。
我在當時的赤腳大夫們中的水平算是很高的，我也救過不少人。
我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快要上學院的時侯，生產中隊里有人手臂被手扶拖拉機曝露的三角傳動帶夾斷了一截，我們把它清除，剪齊殘骨，之后縫線，這個得把皮拉上去縫好，否則手掌上面會出問題，也只有這些情況，我們會給他打抗生素，由于一年就二三十瓶抗生素，用上去十分慎重。
余：您據說過打雞血運動嗎，它最先從北京盛行，很快傳播到了四川。
楊：對。打雞血那時侯十分風行，而且主要就是發生在鎮上的衛生所，我們鎮上也有，但是很有意思。
雖然我們那時很年青，但我們不相信這個，但是我們有一定的醫學知識。那時侯還有人養紅茶菌，吃洋蟲，洋蟲用大棗養殖。
打雞血都是在鎮上衛生所，我親眼看見過好些人都抱著個雞在衛生所旁邊排隊。打雞血的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大、40歲以上的人。
04
工農兵學員，結業留校
余：您是如何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學員的？
楊：毛澤東有個指示，就是說學院還是要辦的，中學生就從工農兵當中選拔下來。
我是被我們生產中隊（紅旗中隊）推薦的。成為工農兵學員是要考試的，我的上一年，我們派出所主任的妻子被推薦上了，考前還是我去補習他功課的，但他基礎太差，沒考成功。
等到第二年再推薦的時侯，我群眾關系比較好，就把我給推薦上了。
原本我也可以自主選擇進一個醫科中學，因是廣東人，我一開始是被投檔到四川醫科學院，但那時知青下鄉早已形成問題，有一個新政，北京知青的話盡可能召回北京，所以我轉入了清華學院。
班級里的人從全省各地過來，年紀大的有40歲，年齡小的才17歲。
余：您一開始上課有困難嗎？
楊：來清華學習，我只有小學一年級的水平。
中學編了一本書，把學校的數理化知識濃縮在里頭，薄薄的一本，大約200頁。老師給我們大約補了三個月后就開始步入學院課程。
學習任務很重，我學得十分認真，有這么幾個月，我每晚只睡四五個小時，終于才能跟得上課程進度。我們沒有考試，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都沒有。
工農兵上學院跟其他人上學院不一樣，有一句話叫“上、管、改”，工農兵除了要“上學院”，還要“管理學院”“改造學院”。
老師看見中學生是很擔心的。每周六有一個“評教評學”的活動，“評學”倒是沒哪些，“評教”就是中學生給老師提意見，說老師教得不好、學生聽不懂之類。我是農戶出身，家里的教育觀念也比較傳統。
我從小就養成一個意識，要特別尊重老師。我在“評教評學”會上從來沒有發表過批判老師的言論。
有一件事情我還記得。有一門課叫化學物理，，這門課是物理的基本理論課中最難的。我自學的數學物理的教材，是通過母親的一個同學借到的，這本教材由“文革”前北京學院的陳懿編撰。
教我們物化的鄧景發老師上課用的是他自己編的課件，課件里的內容基礎理論趨緩，而指出聯系實際，提到鞋廠里的一些東西，其實這也有益處，并且作為重要的基礎理論課的教學還是有問題。
有一次上課的時侯，我就向鄧老師提意見，說他的課件不好。那時他還很年青，算是中學的骨干班主任，為這個事，鄧老師一開始對我還有點意見，不太高興。
鄧老師有一個科研項目，叫“電解銀催化的乙醇變甲醛”，老師要到廠里把項目產業化，我記得是到上海溶劑廠。
我們整個班級都去了，你們都住宿舍，一個教室有四五個人，而我有一個特殊待遇，我可以一個人住一個屋子，但是不像其他同事在鞋廠里的大沖涼房里泡澡，我洗腳是跟鄧老師一起。
為何呢？剛才產業化時，老師讓中學生每晚到各個設備起來檢測數據，熱量衡算是一個嚴格的化工過程估算。鄧老師曉得只有我會算那些數據，于是我就有一個教室請示：須要單獨一個屋子。
我昨晚要估算完所有的數據，之后再交給鄧老師。那時我們的關系就挺好了。后來鄧老師升了教授。
國家自然基金委組建后，我們常常要一起去評自然基金項目，鄧老師身體不好，會打電話給我，我總是和他坐同一班客機去廣州。后來他因心肌梗死逝世，這對清華是一個重大損失。
余：您結業分配去了那里？
楊：1976年后，學院里院士有了一定的發言權。1977年結業分配，我是班里學習最好的，系里的老院長提出來讓我留在清華。
我不僅和鄧景發老師在上海溶劑廠做項目外，還參與了物理系高分子教研組的另外一個項目，做一種工程塑膠——聚苯醚砜。
這些工程塑膠耐低溫，電烙鐵可以燙，可做線路板，更重要的是，它份量輕，硬度高，還可做軍隊用的塑膠卡賓槍。熱固性醚砜是日本人先發明下來的，國外當時還沒有。
“開門辦學”是工農兵學員上學院的一個教學內容，我們到北京天山塑膠廠待了一個月，在那里我負責一個4人小組，主攻熱固性醚砜的合成。
根據美國的專利和文獻，要用氫氧化鉀來成鹽，才有可能合成高分子量的熱固性醚砜。
通常覺得鉀的活性比較大，而鈉的活性太小，所以聚合不了，我做了特別仔細的理論研究和物理推論，發覺不一定要用鉀，用氫氧化鈉或碳酸鈉照樣可以聚合得到高分子量的熱固性醚砜。
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解決了系里班主任們多年未解決的問題，系里的老師包括當時的黨總鄉長都認為我似乎很厲害。
從北京天山塑膠廠“開門辦學”回來后，很快就結業分配，我就留在了清華。
05
中國第一個高分子科學博士
楊：1977年之后，整個社會對工農兵學員是不接受的，她們覺得我們沒有好好地上過課，不算真正的學院結業生。
工農兵學員一方面聲譽很差，另一方面收入也低。原先學院結業的人一個月的薪水是60塊錢，我們的薪水一個月是45塊錢。
假如到人事處去查檔案，都會發覺工農兵學員結業后未報考研究生的，檔案里學歷一欄填的是“大普”，不是“大學”，但是我們那時還沒有學位制度。
粉碎“四人幫”后，當時中學里有“兩兵學員回爐”的措施，就是留校的工農兵學員，由各系老班主任負責補習，之后去考試，考試通過即可被授予學院學歷。總共要考12門課，我考了4門后就舍棄了。
物理最先考試，我拿了滿分，是整個物理系的第一名。第二門是無機物理，我又考了系里第一名，第二名比我少了將近20分。
無機物理的試卷是系里老師謝廣平院士出的，他在無機物理方面功底很高，謝廣平院士還問到考第一名的人是誰，是不是無機專業的，結果他發覺是高分子專業的。
多年后，我們成了舊識。第三門是熱學，我考得并不非常出眾，但還是過了。我試過考第五門課，剖析物理。
這是我最不喜歡的一門學科，例如說，某個酸堿滴定實驗用哪些指示劑，指示劑的轉變點在哪些pH值等等，這種都須要自己死記硬背。結果我考了59分，沒有通過。
我也算是留校班主任，就去找評閱試題的老師，看能不能在試題里多找出一分，再多一分我就可以通過這門考試。
改試題的老師正好是夫婦倆，都是留蘇回去的，對工農兵學員肯定也有意見，就說不行。
我也很吵架，忽然發覺自己也很傻，研究生入學考試只要考4門課，而“兩兵學員回爐”這個要考12門，于是我決定第二年去考研究生，說實話，并不是由于我有哪些遠大理想而要去考研究生，純粹是由于這樣的矯飾思索的碰巧結果。
碩士結業后，我們高分子專業的老院長于同隱，勸我繼續留出來念博士。
我早已不想繼續在清華讀，想考江蘇學院，做唐敖慶或則他的弟子江元生的博士生，唐敖慶當時雄踞中國理論物理領域的第一把寶座，現已去世多年了。
后來，我導師于同隱院長跟我說，“算了，你就別考這邊了……”，于是我就考了清華的博士。那時侯早已有中學生出國讀博了。
我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高分子鏈靜態和動態行為的圖形理論》，后來還獲得了中國物理會首屆青年物理家獎，但當時不能提早答辯。那時侯剛恢復學位制度，我們研究生院也剛才創立，我早已是班主任，也有小孩了。
有一次在工會飯堂喝水，遇到研究生院的女教授，她告訴我近來教育部出來了文件，可以提早結業，我趕快打算好論文，通過了答辯，順利結業。
博士論文完成后，正好有新中學生進校，須要補習員，中學要求研究生的補習員最好具有博士學位，于是就讓我當研究生的補習員，這個時侯我才想上去可以出國去做博士后。
五年后，我就出國去做博士后研究。
余：當時高分子專業在國外是哪些樣的？
楊：當時全省有高分子專業的地方甚少。
真正比較完整的搞高分子的主要就5個地方，上海學院、復旦學院、中山學院、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還有一個是中科院沈陽應用物理研究所，這5個單位算是全省高分子專業中發展最好的。
雖然是國外最好的，跟美國相比還是差別巨大，不僅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搞高分子化學問題研究以外，其它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子物理領域，同時稍為進軍一點高分子力學行為的領域，基本沒有真正做高分子化學的，基本上都不懂高分子化學的相關理論。那時從事高分子科學的人員基本是學物理出身。
于同隱院長也是有機合成物理出身，搞高分子合成物理。
當時，于同隱院長意識到高分子化學的重要性，鑒于我的數理基礎稍好，他給我安排了任務，去做高分子化學，但是研究方向是高分子化學的理論，我也仍然做到了現今。
回到十幾年前，清華的高分子化學還是國外最好的教學和研究單位之一。如今，全省的高分子科學發展很快，清華的高分子化學的基礎理論研究要在國外保持一流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余：您后來去了那個國家留學？
楊：于同隱讓我去日本做博士后。我是中國第一個高分子博士，但英國這邊的學校對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根本不了解，也不太接受，給的薪水就很低。
這件事上報到中學，那時謝希德當院長，謝院長說這不行，日本那兒如何把我們的博士看得如此低？我自己呢，就聯系了英國這邊。
日本馬職高分子研究所的主任說基于我在國際上發表過9篇文章高分子物理實驗體會，她們接受我的申請，只要確定好時間我就可以過去。
決定去美國后，就須要把印度的推掉，剛好日本這邊的院長訪問我們中學，我導師就讓我待在家里。
日本院長走后，于先生跟我說哪個院長說想見見我，于先生就跟他說我出了事故，搬去診所嘍。我老師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很厚道的一個人，在做人和帶中學生等方面帶給了我巨大的影響。
余：那種時侯出國也要通過語言考試吧？
楊：對，我考的是EPT。
余：到了美國馬普，您學得就更為先進了？
楊：對，這很有意思，我一輩子換過好多研究方向。我是工農兵學員的時侯，做的是高分子合成，像熱固性醚砜的合成。
學院結業留校期間我做的是耐低溫高分子的合成，當時核工業上要用到的一個耐低溫的材料叫聚噻吩喹噁啉（PPQ），它是核熱工上要用到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材料。
到了碩士，我是做光散射，研究材料受了撓度后形成的銀紋和裂痕的光散射，再反過來研究材料結構性能，光散射就比較偏化學了。
到了博士，我做的是數論，研究物理里的數論在高分子構型和粘彈性分子理論方面的應用，這個就十分側重理論了。
在美國做博士后的時侯，美國老師是做固體核磁共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表征與性能。做核磁共振要用到量子熱學的知識，原先學物理的人是根本不學量子熱學的高分子物理實驗體會，但我自己學過，這對我來說并不非常困難。
盡管之前沒有接觸過核磁共振，但我很快進入了這個領域。
日本的院士看我上手很快，也作出了一些重要成果，特別驚奇。他十分高興，跟我說我可以不用親自做實驗，他派兩個博士生給我，讓她們做實驗，我負責指導即可。
我在馬普所小有名氣，我做博士后，又做個小老總，我每晚中午到所里，像開門會診一樣跟中學生聊聊工作安排，討論一些相關的學術問題，弄完之后我吃個中午就回去看書了。
余：相比于國外，當時日本的科研環境和科研條件是如何的？
楊：當時中國和俄羅斯的生活差別是天地之差，科研條件更是天差地別，她們一個大院士課題組的科研經費比清華學院一年的科研經費還多。
歸國以后我就碰到了麻煩，當時中國還很窮，買不起核磁共振儀器，我不得不又改到做液晶。后因國家須要，又從事BOPP、PPR、PE100和碳纖維等的基礎研究和開發。
我總之從物理到化學，理論到實驗，從實驗到材料，仍然到先進材料，各類都做過，研究面很寬。好在我有比較好的數理基礎，也有比較強的自學能力，對任何一個新領域我都不怕，切換領域，乃至轉行也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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