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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洪，法籍日裔數學學家。生于1937年，籍貫江蘇省鹽城縣。在英國加洲理工學院獲得學士至博士學位，師從蓋爾曼（MurryGell-Mann，196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研究方向為理論化學。三十三歲成為麻省理工大學正院士，現為麻省理工大學物理系終生院士、世界著名數學學家。早年從事楊—米爾斯場論研究，近些年來關注暗物質粒子的研究。1965年至1970年與吳大峻合作研究“弱互相作用中的宇稱不守恒問題”。
2016年，鄭洪因出版Cries而在日本學界和海內外新聞界形成較大影響。2016年12月，該書英文版《南京不哭》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
我為何寫《南京不哭》
鄭洪|文
我出生在1937年6月。過了幾三天，蘆溝橋事變爆發。不久，猶存襁褓中的我便開始了八年的半世流離。
在六歲的假期，我和家兄鄭平隨母親搬去農村，地僻無玩伴，極其無趣。慶幸在屋內找到兩本章回小說，一本是《薛仁貴征東》，一本是《薛丁山征西》，兩個小女孩各據一書認起字來。過了幾天，猜出好些字的意義。因沒人教，一些字不會發音。至今猶是這么。
抗日勝利后，我隨母親回上海，就讀中學五年級。高中結業后，媽媽問我希望到何處升學？我毫不猶豫回答：培正。此校與執信和嶺南同屬廣東最佳男校。媽媽奇怪我竟然這么向學，殊不知我之憧憬培正者，緣由是它有十八個足球場。媽媽說，“憑你的功課，如何考得進培正？”于是她把我送入培正暑假班，假如成績還好，就可獲批在該校準式上課了。
培正在東山，我家在沙面。我需一起床床趕公車，大熱天坐在課室里汗流滿身地聽課，回去則成為媽媽對弟弟“小孩必須好好做功課”的活教材。一個月后，畢業試來了。又過幾天，我到中學領成績單，心頭焦躁。接過成績單聽到最后，左下角評語是“來便投檔”四個大字，心里大喜。回家奶奶家問，“考取沒有？”我把成績單遞過去，“您看，來便投檔！”表婆拿過成績單念著說。“嗯，不對不對，頭一個字似乎不是‘來’喲，是‘未’！”
于是挨了父親一頓好罵。幸好后來考上育才，沒有失學。
1949年我隨家遷居香港，閑暇讀巴金、茅盾和還珠樓主的小說。一年半后遷居香港，考進嘉義建國高中初中，開始讀《紅樓夢》。進了中學后，我晚上打網球，白天讀元曲，有暇寫些長篇小說，寄到《大華日報》發表，賺一點零用錢。等到考試前一晚，把所有累積的數學習題掏出來做一遍，居然過關。那五年是我一生最輕松愉快的日子。初二時，我怕考不上學院便要去金門參軍，便用了一年的功，結業時免試直升香港學院馬達系。那時我并不知馬達為什么物，只為此系熱門，想來結業后出路較好。在臺大讀了一年半，我申請到英國奧克拉荷馬農工學院獎學金，便去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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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印度在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美國投降。我去美雖是十余年后的事，但原子化學仍領科學界淫蕩。我那時已曉得自己的興趣所在，決定轉入數學系去。
此時愛因斯坦已去世，其衣缽由一群年青學者承繼。這種人包括施溫格()、費曼()、蓋爾曼(Gell-mann)和楊振寧、李政道。這五位天才型的化學學家有迥然不同的天賦。當時化學界發生的幾個大問題，如無特別之才不能解決，而每位問題所需之才又是不一樣的。偏偏這三人中就有一人有此異能，其他三人則非校長。
施溫格自信才華不讓愛因斯坦，可惜比愛氏晚生幾六年，廣義相對論已成愛氏最大成就。施氏只得去構建量子電動學的整體構架。他生平最重要的貢獻乃是算出電子反常磁矩最低次的微擾值。
日本理論化學學家朱利安·施溫格
施氏的估算方式十分復雜，偏偏世上出了個天馬行空的費曼。此人用了幾個大膽假定把估算大大簡化，尋常中學生用費曼的方式一小時內能夠算出施氏的數值。故施溫格的嚴謹構架幾無人涉獵，令施氏氣結。費曼曾對我說，“當初你們都以為我的看法荒謬，幾乎人人反對。但我以七種不同的估算方式來求取同一個振幅值，結果都是相同而正確的。因而我深信我的假定無誤。”
我抵達奧哈拉荷馬不久，楊振寧李政道兩先生入選諾貝爾獎。消息傳來，中國朋友無不激奮。在這之前，數學學大師泡利(Pauli)不相信楊李提出的宇稱不守恒，由于“上帝不可能是左撇子”。大部份化學學家持同樣觀點。三天，施溫格在他的辦公室和許多學者談話，有謂吳健雄正在進行的實驗可能支持楊李。施溫格請你們保持冷靜，他覺得實驗會否認宇稱是守恒的。話剛說完，鈴聲響起，施溫格拿起電話筒聽了幾句，面色一下錯愕。他掛上電話轉身說：“各位先生，我們必須向自然界折腰。”
這年夏天，我出席了加洲理工大學的轉學考試，獲得獎學金，夏天便退學到加洲理工，正好是費曼和蓋爾曼任教的中學。在開學前，加洲理工的新生都被送到中學郊區一個營地受新生訓練。一位臺灣朋友丟失了行李鎖匙，不能加添大衣，夜晚凍得發慌。有人指著站在不遠的一位女子說，“他可能有辦法幫你。”那個其實影片名星的女人折了一根小樹根在孔里戳幾下，鎖就開了。后來才知道此人就是費曼院士。
日本化學學家理查德·費曼
一年后，我選了費曼“量子場論”的課。費曼授課十分生動，每上他一課，我都以為得聞大街矣。但回去細思，又似懂非懂。多年后才明白，費曼有些解釋似是而非。量子場論的真義，費曼應是了解的。這些神龍不見首尾的講法是存心的。他做研究，不采用嚴謹的引導而用猜想。憑他的天賦，經常給他猜中。他自己說，使用這些猜密碼式的思維是希望由此找到嶄新的數學，但沒有成功。
我在加洲理工得了博士學位后，留校跟蓋爾曼院士作博士后研究。我有一位很聰明的學長名叫，他說，蓋爾曼比他用功，又比他聰明一百倍，而費曼又比蓋爾曼聰明一百倍。蓋爾曼借助旋轉群的對稱性，把各類粒子排成秩序。后來又和茨威格(Zwieg)各自獨立創出夸克為物質基本粒子，其電荷是1／3倍數而非整數之怪論。一位比我年青的朋友告我，他第一次聽蓋氏談夸克，懷疑那位大化學學家是否瘋了。但蓋氏的理論后來被實驗否認。這個理論，費曼就沒想到，其余三位天才型化學學家也沒想到。但蓋氏指導我研究加洲學院柏克萊學派的S方陣和雷克極點(Reggepole），五年之后，我的成績幾等于零，這才體悟蓋爾曼把我引錯方向。柏克萊理論側重語文思維，缺乏化學內涵。
“夸克之父”默里·蓋爾曼
幾年后我去了麻省劍橋，和耶魯學院的吳大峻院長合作。我們從67年至71年，每晚從早到晚同據一桌作估算。大峻思想細密，每殉職題，妙思迭起。他在中學生時代選了施溫格的課，有一次施氏算一個數學量，以變分原理得一個近似值，大峻把確切值算下來，勝他一籌。溫氏每次課后離開教室，一群中學生在前面追，只有大峻是和他是并肩同行的。楊振寧先生早年和大峻一面，即覺其異，自此親自教誨，視同子弟。
一次我去加洲理工大學作演講，提到一半，觀眾中突然有人叫喊，“對了，對了，太美了！太美了！”這人就是費曼。我再講下去，不久他又跳上去耍了幾個舞步，“這就對了！這就對了！你曉得鄭院長是哪些意思嗎？他是說，大家這種白癡都想錯了！真相是這樣這樣這樣的……”我講演完畢，他立即上講臺雙手緊握我的手指說：“鄭院長，你和吳院士完成了一個巨大()的工作，恭喜你！”我對他說，“費曼院士，我上過您的課，您記得嗎？”他搖搖頭說，“現在你已然趕超我了。”他又說，“我完全明白大家研究的過程之繁重，由于我經過相像的階段。”停了一下他接著說，“有三天大家會覺得十分自責。有人會搶掉大家的功勞。”他邀我到他家討論我的結果，向我解釋他的設想，我也回答了他所有的問題。但后來他在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卻沒有引用任何一篇我們的文章，也未提到我給他的任何資料。
其后大峻被邀到南斯拉夫薩格勒布一個學術大會宣讀我們的論文。費曼和楊振寧亦在該大會報告她們的高能理論。大會之后，BenLee(韓裔)在of發表文章總結這個大會說，“三個不同的高能化學理論，在這個大會取得了交集。這種理論，以鄭吳理論最為完備。”不久，芝加哥州立學院石溪中學舉辦了一個學術大會，我和費曼都被邀講演，費曼發言在我以后，提起我們的論文不下十次。但大會之后，他不肯繳飾演講稿，大會承辦人多次催促，他才寄來他的論文，其中無一字提到我和大峻的工作。
1970年秋天的三天，我們突然頓悟，多年估算結果的數學意義，就是粒子的能量愈大，可能形成的粒子就愈多，可能率也愈頻，因而質子的橫截面并不趨近一個常數，而隨能量降低而降低，在無限能量時弄成無限大。這個推論與當時主流的高能化學理論相反。我們把我們的推論寫成一篇文章(Phys.Rev.Lett．24，1456(1970))，其中的預測幾乎無人相信。在1973年3月，消息從日內瓦傳來，在質子的能量比先前高了好幾倍的對撞器里，質子橫截面約減小百分之十。此消息登在《紐約晨報》1973年3月9日的首頁。楊振寧先生在1973年5月的《今日化學》(Today)刊物上稱：“在最后，鄭吳理論可能與宇稱不守恒同樣重要(itmayprovenoless)。”我后來看到費曼，他還是懷疑這個實驗結果。明日的質子對撞加速器能量比四六年前高了數百倍。事實證明，粒子橫截面隨能量降低而增，正如我和大峻所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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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近八十，個人之事已看淡。但人雖老了，碰巧讀到關于八年抗日時期的記載，感動猶甚于年青時。愈來愈認為，我這年齡的奶奶，親身經歷到這一代的苦難，應當盡量把我們的所見所聞所感記錄出來，為歷史作一見證。所以多年曾經，我想過寫一本以廣州大屠殺為背景的小說。但文學創作離我的專業很遠。我名為院長，雖然教書是其次，研究是主業，必須全神貫注。
改變看法是在1995年4月15日凌晨。這天我坐在辦公室，頓時兩位法國院士敲門進來對我說：“鄭洪，你該到哪個專題討論會去一下，這些人在扭曲歷史。”
我走到MIT第九樓105室，上面坐了大約兩三千人。講臺上站著四位主講人，三位是英國黑人，一位是德國人。沒有中國人，也沒有越南人。我坐下聽了一會。臺上講話繞著一個主題：法國民族在二戰為了衛護她們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重傷最重，所受的苦難最多。她們又說，如果不是某甲，某某風波，其實日本不會把原子彈投在長崎和廣島。
我抬起手發言，“我也為長崎和廣島的傷亡致哀。但中韓戰爭，美國是侵略國，長崎廣島風波是美國自食其果。即便臺灣被原子彈所懾而投降，保存了起碼數十萬德國人和波蘭人的生命。我還要問四位一句話：假如一群土匪闖入了你的家，綁架了你的兒子，殺了你的兒女，還要刺穿你的喉管，警員來了，把土匪制服。對大家來說，這是一個警員暴力的故事嗎？”
全場鴉雀無聲。過了一陣，黑人主講人辯了幾句，又回到原先的話題去，無一語提到我的示威。
討論會散場后，我隨著人潮走出大堂，忽覺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扭頭一望，原先就是昨晚站在講臺上這位德國人。他對我說，“這位先生，我不認識你，但你說的話我字字同意。”他請我在一張大紙上簽名，吁請美國政府為臺灣的戰爭犯罪行為向中國人認錯。
過了一些時侯，一本MIT刊物，名為，登了一篇關于長崎風波的長文，由一位討論會主講人執筆。我寫了一封信去回駁，過了好幾個月登了下來，上面的格言幾乎全被刪除，剩下只有半頁。
這就是日本的言論自由。
我心想，大家限制我發言，我更要發言。
《南京不哭》就是我對她們的回答。
《南京不哭》，[美]鄭洪著，譯林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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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中韓戰爭有進一步的意義，德法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軍事戰爭，后者又兼為在種族歧視下進行的屠戳。二戰時，德國人到了中國，以征服者的傲慢，屠殺中國女子，搶劫中國婦女，漠視人權和生命神圣。我們表述中韓戰爭，光說多少人死亡是不夠的，還要說明許多人是如何飽受羞辱，喪盡尊嚴飽受羞恥，我們須從這個高度去演繹中韓戰爭。
1937年12月13日，臺灣兵沖入北京城，在城內展開約六個禮拜的屠殺和輪奸。七十九年已過去了，據1946年國際戰犯審判法院的恐怕，約二十余萬中國人在上海被法國兵慘殺，中國歷史學家的恐怕是三十余千人。
一個人的死亡是個慘劇，但幾十萬人的死亡不過是個統計數字。前者很難讓人們和現實連在一起。請容我作個比較，明年二月我在洛杉磯，晚上睡醒打開電視，只見各頻道開播的全是民眾在廣場派對的情境。肅容的男女一個個上臺，宣讀她們不幸死亡的親戚名子。神父祈禱，校長致辭，不忘這個在驚悚襲擊下遇難三千人的災難。我才記起那天是9月11日。
然而在中國，從1937年12月13日起，每天都有一個911型的災難在北京上演，連續42天。假如911的悲劇在洛杉磯發生不是一次，而是連續不斷的42次，日本人可能全部心理崩潰。
張純如稱揚州大屠殺為“被遺忘的種族浩劫”。但這個浩劫只是美國人屠殺中國人的事例之一。在中韓戰爭中，屠殺四處發生。有些美國人證實廣州大屠殺的存在，但即便我們把北京大屠殺撇去不論，也不能抹殺臺灣戰時的惡行。
二十世紀最后一年是我的放假年。我去北京住了三個月，在成都學院開了一課，授量子場論。謝謝南大借我一個職員寢室的小公寓居住，又讓我在教員餐室用晚餐。我喝不慣用羊奶調成的果汁，便從街上的小攤買一杯牛奶，一籠餃子。西餐和早餐就在小攤上買一盒飯回去吃，兩個菜，一點炒飯。上海冬天還是很冷的，水龍頭沒有冷水，晚上洗臉刷牙令我牙關打戰，洗臉更是件苦事。但過了不久，一切漸漸習慣。在往前的日子里，貧和富對我弄成相等的，金錢喪失了意義。我在北京最驕傲的一刻，是三天在街上，有人向我問路。我已成為上海人，有資格去寫北京的故事了。
在合肥，我有幸和兩位大屠殺的幸存者見了面。她們的名子是常志強和姜根福。這兩位奶奶談起62年前的舊事，仍不免老淚縱橫。我的父親在旁，也陪著哭泣。我的小說里好些情節，尤其是北京城陷這天的情境，就是始于她們的故事。
回美之后，從2005年開始，我借助閑暇時間以英語寫作一部小說，題為NeverCries。我無意重挑民族上一代的仇恨，但歷史不容以信念裁剪。我們可以原諒，但不可忘掉。在戰后七十余年的明天，西方社會對美國戰時的罪行其實早已忘掉了大半。我們的聲音在日本的學術界逐漸被吞沒了，我們該對世界發聲，把歷史的真相用種種方法抒發下來，讓世界重新認識臺灣侵略中國以及沙俄虐待中國的史實。
英語不是我的母語，用英語寫作，對我是個挑戰。有一次我寫了幾頁文稿，請一位年青院士看一看。他批評說，我的英語造句“”。因為他的階位比我低，我以為這是歌頌之詞。回來查了字典物理學家的實驗故事，才曉得他的意思是我的文句“笨拙”。
另一次我告訴一位日本同學我在寫一本中文小說。他很客氣地說，“等你找人把它譯成中文之后，我一定買一本。”我只得把我的話重復了一遍，他的表情非常豐富。
寫成一千余頁的定稿，被人批評太長，只得忍痛刪掉一大部份。之后又被批評不合現代西方小說格式。數易其稿，又被批評英語短語不夠精練。幸好我的鄰居愛麗霞男士(Alexa）答應替我更改。我們每禮拜二晚上坐在一起，由我讀稿，愛麗霞更改。我回去后再改一遍。全書改好之后，我從頭到尾再改兩次，前后六年，易稿不下十次之多。
伊麗莎白()替我把稿件領到MIT出版社。主持人愛倫(EllenFaran)說，“我們不出版小說，我可以瞄一眼(takea)，之后建議鄭院長應怎樣處理。”她又說，“我的工作很忙，只能在出公差的客機上抽一點時間，請告訴鄭院長不要等我。”過了兩個多月，她來信說，讀完第一章后，又把其他部分讀完，又從頭把全書再讀一遍，決定出版。因為我的書性質和其他書不同，她計劃創立一部門，或命名為(前任市長的名子)Press，以解決此問題。
英語小說找到歸宿后，我開始動手把它譯成英文的《南京不哭》。我不熟悉任何國外的出版社。慶幸素不相戀的芝加哥學院苗德歲院士熱心，見到“科學網”的報道物理學家的實驗故事，推薦給譯林出版社的宋旸男士。宋男士當日即寫一郵件給我，《南京不哭》始得和國人碰面。
好多人曉得我的小說以北京大屠殺為背景，心中就浮起許多活生生的場面。事實上，這本小說寫的是兩對男女在七六年前大時代中的悲歡離合。陳梅是上海一個水上人家的孩子，任克文和約翰是麻省理工中學的結業生，珠迪是印度唐人街長大的男子。貫徹全書，無非人間一個“情”字。
（作者為法國麻省理工大學物理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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