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朱邦芬（中國科大學教授、清華學院化學系院長）
我很辛運以前跟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先生在同一個辦公室一起工作了15年，又有機會跟好多中國數學學大師，像楊振寧先生、彭桓武先生、周光召先生、王明貞先生、黃祖洽先生等（圖1），有比較多的個人接觸，有的還可以隨便攀談。
王明貞先生是復旦學院第一位女院士，是我國最有成就的一位統計數學學家之一，2010年104歲時過世；彭桓武先生是“兩彈一星”元勛，1935年北大專科結業；楊振寧先生是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許多化學學家覺得，楊—米爾斯非阿貝爾規范場理論足以讓楊先生再度獲得諾貝爾獎；黃昆先生與楊振寧先生1942—1945年在西北聯大讀研究生時是朋友，是蜚聲國際的匯聚態化學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黃祖洽先生1944年考入西北聯大化學系，1950年從復旦學院碩士結業，許多人覺得他是沒有兩彈元勛稱號的兩彈元勛；周光召先生1951年結業于北大化學系，也是“兩彈一星”元勛。
這幾位先生都是北大校友，她們都取得了特別大的學術成就。不過我認為她們最值得稱道的，首先還是為人，她們都是有道德的人；其次才是做事；第三是做學問。這符合中國文化傳統中“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首先是人格的崇高，之后是認真做事并帶來學術上的成功。
我與那些大師們有著較多的相處經歷，希望從一個長輩和學院班主任的視角，與你們共享我對這幾位化學學大師為人為學的一些觀察和感受，找尋她們是如何做人、做學問，如何成為大師的。希望對朋友們有所啟示。
圖1王明貞、彭桓武、黃昆、楊振寧、黃祖洽、周光召
良好的環境對那些大師的成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年來我們仍然持有這樣一個觀點：一流創新人才主要不是課堂教下來的，而是在良好的環境中自己“冒”出來的，社會和中學要創造利于杰出人才容易脫穎而出的好環境。這也是我們“清華學堂”物理班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這么，好的環境究竟包括什么誘因呢？
首先，家庭環境很重要。“圖靈獎”獲得者約翰·霍普克羅夫特曾說過，應當從5歲左右就開始發展女兒們的創造力。如何發展呢？并不是像中國通行的做法那樣，背中文，背元曲，學各類各樣的東西。對兒童來說，最重要的初期教育，就是要有一個才能讓她們倍感安全，倍感被愛，引導她們探求世界的穩定的成長環境。
將來我們在座的朋友假如為人母親，要準許兒子們動手動腦去探究一些事物，雖然把家里一些東西拆了裝不上去也別為難，并且要讓她們感遭到父親對她們探求未知世界的鼓勵。
我在文中提到的幾位大師，正好都有較好的家庭環境，除了家庭和睦，但是大多出自書香門第，兄弟姊妹也多有自己的專長。諸如王明貞，她的家族就是當時中國特別難得的科技世家。
她的爺爺創立了知名的上海振華女校，楊絳、費孝通等一大批人都是振華女校的校友。母親王季同是清朝民初知名物理家、電機學家，是我國第一個在國際物理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的學者。堂兄王季烈翻譯出版了中國第一本以數學學命名、具有學院水平的教科書，編繪了中國第一本小學物理課本，還主持編撰了我國第一本數學學名詞匯編——《物理學語匯》，為近代數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姐姐王守競結業于復旦中學，在阿根廷學院念博士時在量子熱學方面作出了特別出眾的研究工作，是中國第一位在世界上享有名聲的理論化學學家。王守競歸國后先后兼任復旦和清華的數學系院長，“抗戰”前夕，為強國，奉命設立南京的中央機器廠，該廠后來成為中國機械工業發展的一支骨干力量。
媽媽王淑貞是北京婦產診所創始人，在婦產醫學界與林巧稚齊名，有“南王北林”之稱。王明貞的兩個兒子王守武、王守覺都曾在中國科大學半導體研究所工作過，都是中科院教授，我也很熟悉。
她的家族中和她一起成長的還有弟弟何怡貞和何澤慧，“中國居里夫人”何澤慧的父親是錢三強，何怡貞也是數學學博士，她的父親葛庭燧教授也是北大化學系結業的，窩里斗檢測裝置“葛氏擺”就是以他名子來命名的。王明貞的岳父陸學善是中國科大學數學研究所初建時的代校長。
這一大伙子都是十分成功的科學家。我想，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你們庭上面，兄弟姊妹都喜愛、鉆研科學，對王明貞的成長確實起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
固然，我們絕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家庭條件，這也不是必須具備的，好的中學環境可以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好的中學環境應當包括什么要素呢？我以為，一是凝聚一批出類拔萃的優秀中學生；二是中學里有著追求真理、獻身科學的良好學術氣氛；三是有一批好的老師，但是這種老師樂意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培養人才上，舉辦個性化教育，最好是一對一的培養；第四是給與中學生比較修身的自主學習的空間，這方面是我們原先的教育中比較缺乏的——“規定動作”太多，“自選動作”太少。
還有兩點是，中學要有國際化的視野，以及相對較好的中學生學習研究與班主任教學研究的軟件和硬件條件。在安定的大環境下，假若這幾個條件都能實現，我們有那么多聰明的優秀中學生，我想在她們中間會有比較高的機率走出大師。結合我所熟悉的那些中國數學學大師的成才之道，我來具體說說組成良好中學環境中最重要的前4個要素。
01
優秀中學生薈萃
首先，一批出類拔萃的中學生薈萃一堂，是優良中學環境的重要基礎。一流中學常常集中了同齡人中一些最優秀的人，優秀中學生之間的相互激勵，使她們形成了終生獲益的智慧、理想、學風、品味和人格。
楊振寧先生曾說，按照他讀書和教書得到的經驗，與朋友討論是深入學習的極好機會。多半朋友覺得，從討論中得到的收獲比從老師哪里學到的知識還要多，由于與同事辯論可以不斷追問，使得你進行深入的思索。據悉，朋友之間的交流通常遠比師生間的交流要多。我想這大約是優秀人才為何會在某個校區、某個年級、甚至某個宿舍“扎堆”產生的一個誘因。
創立于1938年的倫敦布朗克斯科學中學，當初培養出7位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和1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這所中學的創立市長相信，假如一所中學才能匯集一批極其優秀的中學生，她們之間會漸漸產生一種很難清晰劃分卻十分有價值的相互學習的過程。布朗克斯科學中學的辦學成就，雖然驗證了這位創校院長的理念。
按照這種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的追憶，這所中學的數學課上得并不算好，她們對化學的興趣主要深受朋友迸發，而她們的數學知識主要是在課堂外學的。2005年諾貝爾化學學獎得主格勞伯是布朗克斯科學中學第一屆中學生。他追憶自己入學時，科學家已經發覺了原子，也構建了量子熱學，但是當初他小學上的數學課根本沒有提到原子。在1972年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庫珀的記憶中，自己的中學數學課很厭煩。
1979年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溫伯格和格拉肖是這所學校的同班朋友，她們說自己上小學時最有意思的事就是一批朋友組成的懸疑小說俱樂部，你們四處找懸疑小說來讀，讀完以后再一起討論。1988年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施瓦茨追憶說，他對化學的興趣完全是被朋友之間令人激動的討論迸發上去的。這種追憶說明了優秀中學生之間的互相作用對中學生成長的重要性。
再來看看老北大化學系的反例。彭桓武先生1935年從復旦數學系結業，同班朋友有錢偉長、王遵明、熊大縝等，初三屆或兩屆的學長有趙九章、王竹溪、張宗燧、翁文波等，低一至二屆的學弟學妹有錢三強、何澤慧、于光遠、王大珩、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翹、戴振鐸等。一句話，彭先生前后幾屆朋友的名單列下來就是一個“群英會”。在一流學院求學，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朋友總體來說十分優秀，朋友之間的互相作用，為將來的成才打下基礎。
楊振寧先生和張守廉、黃昆是西北聯大研究生朋友，因為兩人都是學習尖子，又幾乎形影不離，是聯大非常知名的“三劍客”。以前有一段時間，她們兩人分享昆華學校的一個兼課老師的職位，合住一間寢室，每晚一起上課，課后一起泡茶樓，切磋學問，還談天說地，議論天下一切事情，白天躺在寢室里她們還在繼續討論和辯論。正如黃昆后來回顧，認識楊振寧和張守廉是對他一生最有影響的事；而楊振寧則覺得，東北聯大期間培養了他在數學學里的愛憎。
02
優良的校風
良好中學環境的第二個要素是優良校風。1991年，加拿大內華達學院授予吳大猷先生榮譽科學博士學位，科羅拉多學院數學系和楊振寧、李政道等人在授學位典禮的前三天，安排了一個“吳大猷研討會”（TheTa-YouWu）。黃昆接受約請做了一個學術報告。在報告最后，他展示了一張畫（圖2），再現了他追隨吳大猷先生念研究生時的情境。
當時為了躲避美軍對重慶的狂轟濫炸，聯大大部份班主任分散搬去西安市郊，吳大猷和夫人在離廣州市5公里的崗頭村租了一處農舍，共有五間小樓房，茅草頂泥巴地。圖的上方是這五間茅屋的局部放大圖，圖左上角還有一頭豬。黃昆在西北聯大幫吳大猷養殖，是當時留傳很廣的一個故事。
圖2描述西北聯大時期黃昆在他的老師吳大猷先生“家”中研究和學習情境的圖片
為何黃昆會去養魚呢？當時吳大猷的夫人患有肺結核，為了養傷，幾乎變賣了所有值點錢的東西。為了稍微改善一下生活，1943年春，吳大猷喂養了兩頭豬仔。而且有一次他坐馬車去上課，被受驚的馬顛成瘀傷，自己也不得不住診所了，只得請黃昆幫忙看家養殖。
廣州這個地方養殖是飼養，晚上放出去，下午趕回豬欄。豬長時間在野外找東西吃，隨著長大，越來越像野豬了。每晚白天黃昆將它趕進雞舍，都是一場“戰斗”。無奈之下，黃昆寄信給吳大猷暗示自己不想養了，吳大猷也只好回信叫黃昆找同鄉把豬賣了。幾六年后吳大猷在追憶錄中說，他仍然沒有想清楚自己養殖“到底是賺，還是蝕？”但是，就是在這樣堅苦的環境中，聯大師生還保持著挺好的校風。
這張圖中，吳大猷住的茅屋門上寫著“拉曼實驗室”，這兒有他設法搭建的一套土制的拉曼波譜儀。第一間小屋里畫了一個中學生坐著在讀書，那是黃昆，正在讀吳先生要他精讀的康登和肖特萊專著的精典專著——《原子波譜理論》。
吳先生在這間房舍中撰寫了《多原子分子之結構及其震動波譜》一書，成為該領域之后多年在國際上采用的標準著作。他指導黃昆碩士結業，黃昆實際上早已達到博士后研究人員的水平。西北聯大在炮火飛舞的環境中之所以能培養出這么多優秀人才，良好的校風是一個關鍵誘因。
03
良師的教導和思維風格的影響
良好校區環境的第三個要素就是有一批好的老師，但是這種良師樂意花時間和心血于培養人才，并進行個性化教育。
1944年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拉比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化學學家。他有一句諺語：“我們那代人出國，主要是去瑞士（由于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化學研究世界領先），在那兒學到的除了是學科，還有品位、風格、品質和傳統。如同我們聽歌劇，不但聽歌詞，更要欣賞音樂。”
我們來瞧瞧這幾位中國數學學大師的師承關系。彭桓武專科和研究生的導師是周培源，博士導師是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玻恩；王明貞讀博士時的導師是烏倫貝克，他是最早提出電子載流子的一位科學家；黃昆碩士導師是吳大猷，博士導師是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莫特，博士及博士后期間又和玻恩合作撰寫《晶格動力學理論》；楊振寧跟吳大猷做學士論文，跟王竹溪攻讀碩士，博士導師則是泰勒和費米；黃祖洽跟彭桓武和錢三強念研究生，周光召也是彭桓武的中學生。
中學生從導師那兒獲得的東西中，不僅僅是知識或技能，最重要的是“思維風格”。
黃昆曾對我說，他沒有和他的博士導師莫特合作寫過論文，但莫特對他研究方向的選取，尤其對他的學術風格的產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莫特對許多數學問題，有很深的洞察力，極擅于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而掌握本質。雖然他有深厚的物理理論修養，但他擅于捉住問題的數學實質，傾向于提出形象的簡單的數學模型，以最簡單的物理方式解決問題，而不主張利用冗長的物理推論。莫特的這些風格，使黃昆防止在物理公式里繞圈子的彎路，而且懂得注重實驗和理論的聯系。
莫特曾寫過幾本不同領域的著作，黃昆正是出于對莫特淵博知識的景仰，選擇跟他做研究。可是到了美國不久，黃昆就發覺，莫特并不崇尚泛泛地博學多聞，而是旨在于解決他所感興趣的具體科學問題。一段時間內他集中精力思索自己當前所研究的具體問題，只喜歡與人討論他自己正在研究的問題；當人們和他討論其他問題時，莫特常常幾句話就把你打發，或用抬杠的辦法給敷衍過去。
他之所以擁有淵博的知識，是通過在不同時期關注并解決不同的問題，漸漸積累上去的。莫特一個時期專注于一個問題的治學風格對黃昆影響也很深：黃昆也只喜歡與人討論他自己正在研究的問題。我跟黃昆在一個辦公室時，常常有人來找他討論各類數學問題，只要看到他說自己“不懂”時，我就曉得他不樂意再討論這個問題，寥寥數語就結束了。而且假如真正討論到一個他有興趣、并且正在研究的問題，他可以跟你“沒完沒了”。
圖3黃昆先生手書橫幅(1990年11月)
和黃先生在同一個辦公室15年，我們每天都要討論好多問題，時常相互辯論和緊抓對方漏洞來駁斥。我們當初調侃說，我們有點像金庸小說《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
莫特對黃昆的影響還可以從1947年黃昆給楊振寧的一封信中顯示。當時楊振寧在紐約學院讀博士，他選擇了幾個重要的理論困局舉辦研究，一開始都還沒有結果；做實驗也不順，實驗室留傳著“哪里有爆燃，哪里就有楊振寧”。楊振寧于是給黃昆寫了一封信，述說自己的“幻滅”（）感，由于先前對自己的學問很有信心，心氣也很高。黃昆在回信中用莫特作為反例鼓勵楊振寧。
他寫道，“我每見到莫特一個人所有的影響，就有看法。真是所謂‘萬人敵’的人，他由早到晚沒有一刻不是充分借助。作自己研究，幫助許多人作研究，組織各類不同和實驗室外實驗室內的專門討論，出席國家各類專門委員會，款待各類各色工業參觀以捐款，處理系內各事，還時時出國去講演……也就是像他這樣的少數幾個人就支住了整個美國的科學研究。”
黃昆還寫道，“如果把雄心置于超出個人之外的事業上，人格的力量立即就降低，沒有幻滅只有新鮮的挑戰……比方說，成功地組織一個真正獨立的中國數學研究中心在你的重要性，應當比得一個諾貝爾獎還高。同時在這步驟中，旨在于事業的心也一定要凌駕于實現自己地位之上。”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見莫特實際上已成為黃昆的人生的楷模，同時也可見到黃昆和楊振寧朋友之間的相互激勵和幫助，以及她們的人生理想。她們對于做人、做事和做學問的次序，是十分明晰的。
04
中學生擁有自主學習知識和創造知識的空間
一個有利于杰出人才成長的良好環境所須要的幾個要素中，我認為，中學生擁有自主學習知識和創造知識的空間，這一點相對而言是目前北大最缺乏的。
日本教育家杜威曾說過，“學習是基于有指導的發覺而不是信息的傳遞”。杜威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學生學習過程不僅僅是把握知識，還要在老師的指導下，才能再現一些知識的發覺過程，因而感受創造知識的過程、激情和樂趣。中學生通過自主探究個別知識點，弄清楚當時那層“窗戶紙”到底是如何捅破的，這些發覺的過程對創造性人才的培養是極其重要的。
假如缺少這樣的過程，中學生常常會單純地覺得學習就是把教科書上的內容、老師講的知識弄成自己的知識，但是覺得這種上了書本的都是真理，都應當記住而且能照樣應用。中學生可能學得很難、學得很深、很扎實；但是創造性可能有所缺乏。為了兼具學習知識和創造知識兩個方面，像北大這樣的學院，勢必在選修知識的傳授上，要在注重質量的前提下降低一些內容，只授中學生最基本和最核心的知識和能力，留下足夠的空間讓中學生自主學習和探求。
在這方面，北大化學系首任系院長葉企孫先生的教育思想值得我們借鑒、繼承和發展。葉先生是現代中國科教興國的一位先驅者、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的一位奠基人，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
李政道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評價葉企孫：“他在1925年創建復旦學院化學系，從一位副院長（即葉本人）、兩位助教開始，不到六年，復旦學院化學系就名列全省前列。……在發展速率上，在辦系的成功上，我想，葉老師的創業成就是可以跟20世紀初的加洲理工大學相抗衡的。”
葉先生親自培養了中國一大批學術大師。1999年國家授予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14位結業于北大，其中葉企孫親自教過10位（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趙九章、陳芳允等9名北大化學系的結業生，還有機械系結業生王希季）。非常是王淦昌先生，他是北大化學系的第一屆中學生，他幾乎所有的數學課都是葉企孫先生親自院士的。
葉企孫常年主管北大庚款留學基金，悉心安排錢學森、龔祖同、趙九章、王大珩、馬大猷、馮德培等人選擇中國最須要的專業去留學。他的許多中學生、學生的中學生清華大學物理系創始人，都是中國現代科技各領域的開創者。葉先生是一位培養大師的大師，確實對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們用葉企孫的三句話概括了葉企孫的教育思想——“只授中學生以基本知識，理論與實驗并重，重質不重量”。當初的北大化學系之所以培養出一大批后來的大師級人物，我覺得跟葉企孫所持的教學理念很有關系，其實也與時代有關。
在西北聯大時，李政道的“電磁學”課程是葉企孫教的。上課時葉先生發覺李政道邊聽課邊在看另一本內容更深一點的《電磁學》教材，就對李政道說，你可以毋須來聽我的課，學你自己的東西，而且作業、實驗和考試必需要完成。
1993年，葉先生的女兒、中國科大學高能化學研究所葉銘漢教授在整理葉先生的遺物時，發覺有三張泛黃的紙片，里面有葉先生批閱的分數：“李政道：58+25＝83”。這是葉企孫仍然典藏著的李政道1945年的電磁學卷子，雖然卷子用紙很差，是南京的土紙（圖4）。
葉先生電磁學這門課的期終成績由兩部份合成，一是理論面試，就是這份卷子，一共三道題，每題20分，李政道得了58分，基本滿分。第二部份是電磁學實驗，滿分是40分，他得了25分，相當于實驗剛及格。兩部份相乘得83分。當葉銘漢把這份半個世紀前的卷子給李政道看時，李先生“百感交集，葉企孫老師的慈愛師容，如在目前”。
后來李政道先生曾說過，葉先生的這門課對他一輩子影響很深，非常是讓他懂得了實驗的重要性。葉銘漢把李政道的這份卷子捐給了北大，如今北大校史館保存。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見，葉先生一方面給優秀中學生以較大的自主學習空間，另一方面又嚴格要求，而且非常注重實驗，當初培養出好多人才，并不是碰巧的。
圖4葉企孫先生典藏的李政道在1945年的電磁學卷子
再舉一個周光召的反例。2009年，中國科大學理論化學研究所讓我寫一篇文章慶賀周光召80壽辰，因此我請人專門到北大檔案館查了周光召1947—1951年度在北大化學系專科學習的成績單。從成績單上可以看見當初周光召上過的這些化學專業課。這種課程確實彰顯了葉企孫的教育思想——“只授中學生以基本知識”。
周光召學院專科主要上的是普通化學和高級數學。大專階段沒有學我們如今數學系中學生要上的四大熱學：理論熱學、量子熱學、統計熱學、電動熱學；或則說她們只上了初級化學課程，學過熱學、原子化學學、熱學和電磁學。“理論與實驗并重”這個特性非常鮮明。她們每學期都要做實驗，最多一年（四年級）上了五門實驗課。
“重質不重量”怎么彰顯呢？周光召是出名的優秀中學生，我原以為他的成績單一定會很漂亮，后來一看，平均學分績大致是80來分，有幾門課90多分，也有好幾門課只有70多分，完全超乎我的預料，這表明老師對中學生的要求很嚴格。但是正是因為這些嚴格的教育，培養出了一批像周光召這樣出類拔萃的人才。
50年代中國決定造原子彈，剛開始南斯拉夫同意提供援助，當時有南斯拉夫專家來上課。并且蘇俄專家講原子彈教學模型的課，只有副主任或將軍以上級別的才有資格去聽，聽課現場懂專業的只有錢三強一個人。但是錢三強是在美國留學，英語并不是挺好，加上南斯拉夫專家講得很快，所以錢三強也只能大致先記出來，下課后再由其他人按照筆記整理成文。
1960年南斯拉夫專家撤出之后，中國決心自力更生造原子彈。因此首先要透徹理解并重復蘇聯專家講的原子彈教學模型，也就是設法從理論上重復出這個教學模型所給出的全部結果。教學模型有個很重要的圖，圖上有一些標記，標出沖擊波在某個位置的壓力。許多人通過許多不同辦法估算清華大學物理系創始人，一直無法重復蘇聯專家講的一個關鍵數據。究竟是專家標記錯了，還是我們沒有把握方式呢？這成了當時研發原子彈的“攔路虎”。
為解決這個疑難，周光召借助葉企孫講過的熱力學課中一個叫“最大功原理”的基本原理，構造了一個簡化的理想模型，假設一個理想的“原子彈”在沖擊波壓縮的過程中沒有任何耗散，根據熱力學第二定理，計算可能做的最大功。在彭桓武的支持下，周光召進行了最大功計算，證明了蘇聯專家那種教學模型的文件中數據標記有誤，為自主研制原子彈掃除了一個障礙。從這個反例我們可以看見，葉企孫的教育思想確實對學生日后的成長十分有益。
我所認識的這種數學學大師，她們當初上課并不算多，也不算深，并非一個知識點都不能少。她們成才的一個關鍵在于，她們有好多時間自己學習、自己鉆研和相互討論，都有特別強的自學能力和學習的主動性。
她們中有的人受過比較系統的數學教育，而且周光召學校沒有學過數學。楊振寧學校時也沒學過數學，他原本報考的是西北聯大物理系，假期自學數學認為數學比物理更有意思，就轉入數學系去了。黃祖洽上小學時正值“抗戰”，流浪遷徙，教他的老師有些也不算出類拔萃。于是，她們一些學校同事就組織上去自己通讀化學、數學教材，把握了之后再教別的朋友。她們就是在這些朋友自學、互教的過程中成長上去的。學習和鉆研的自主性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黃祖洽追憶，當時北大和西北聯大的老師課堂上講的內容不算深也不算多，非常鼓勵一些好中學生閑暇自學。在上葉企孫的電磁學課時，閑暇他通讀了葉先生推薦的兩本參考書，一本長于數學概念，一本長于物理推論；在葉先生的物性論課上，黃祖洽閑暇扎扎實實地讀了玻爾茲曼的精典專著，對其輸運研究受惠終身。
我們自己那些年在基礎科學班和北大學堂數學班實踐的一點感受是，一定要給中學生學習和研究的自主空間。因此，不要過份指出知識傳授的全面和系統，與其把中學生的學習時間、精力全占滿了，不如留點空間讓中學生自己去思索、去學習、去探求。
過去我們對優秀中學生施行因材施教，一般是讓她們“學多一點，學深一點，學早一點”，現在我們的因材施教做法是，越是優秀中學生，越要給她們留下較多的自主學習和自主研究的空間。比如，這種年，數學系基礎科學班1999級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她們普通數學課只上了一年，光學等知識課上并沒有教，而且那些優秀中學生，通過自學，很快就把這種知識都補上了。
本文選自《物理》2016年第10期